ליזי שאנן／CC BY 2.5）作者：George Ngo
猶太錫安主義的歷史，及其與基督教信仰以及歐洲政策的關係
一般認為，現代（猶太）錫安主義始於赫茨爾（Theodor Herzl）。作為世俗運動，錫安主義旨在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即使該地擁有猶太文化乃至宗教根源和淵源——即「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去克服（主要在）歐洲的反猶主義。然而，作為研究錫安主義的頂尖猶太學者之一的安妮塔夏皮拉（Anita Shapira）一直主張，世俗錫安主義者的構思並非來自虔誠的猶太同胞，而是主要來自福音派基督徒，以及當時歐洲的政治發展與運動。[1]
在猶太人聲稱巴勒斯坦是「無民之地予無地之民」（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源自蘇格蘭牧師基思〔Alexander Keith〕於1843年的著作《根據亞伯拉罕、以撒及雅各所立之約的以色列地》[2]）背後，隱含著「發現理論」（Doctrine of Discovery）——自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即歐洲大航海時代之始）至二次大戰結束，在基督教歐洲由教會與國家共同推行，為其持續不斷的帝國主義及殖民擴張提供正當性，而普遍實行的遷佔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各式）基督教錫安主義
大西洋兩岸的清教徒，抱著《聖經》將猶太人回復作為上帝選民的理念，本著雙重的使命感與認同感，熱切支持猶太人重返聖地。當他們協助猶太人——上帝最初揀選的子民——返回巴勒斯坦、重建家園的過程中，清教徒——十六世紀的英國人及十七世紀的美國人——認為自己也將成為上帝所揀選的另一民族／國家——次要的選民——並為此承擔了特定使命，同時獲上帝賜予屬他們的「應許之地」。
隨後，達秘（John Nelson Darby）在十九世紀提出時代論錫安主義，主張末世迫切，將復原推向更深一層，視猶太人的歸回為基督再臨（Parousia）之前，必須應驗的預言。根據時代論錫安主義者的說法，這項預言確實已在兩場戰爭中應驗——1948年的獨立戰爭及1967年的六日戰爭。如此，不論是有意或無意成為了錫安主義者的基督徒，無論身處何方，都希望在迎接基督二次降臨的過程中扮演角色。基督教錫安主義自認的使命，跟猶太錫安主義的願景完美契合，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合作由此展開。
此前的障礙——例如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前，耶穌須先再來——對基督教錫安主義者而言，或彌賽亞須先再來——對猶太錫安主義者而言，以及福音運動人士堅持向猶太人傳教等觀點，因著基督教錫安主義者進一步認同猶太錫安主義者的三項關鍵主張，要麼被克服，要麼被擱置：
- 此地屬於猶太人（Eretz Israel）；
- 猶太人是個國族（民族國籍），而非宗教或身份；
- 以色列（國）是屬於該國族的國家。
（第二跟第三點的看法，就是將當下的以色列國等同歷史上的猶太民族。）
猶太錫安主義跟基督教錫安主義的相似之處，顯而易見：
- 「被揀選的子民」轉變為「被揀選的國家」的概念；
- 上帝賜土地作為「應許之地」的概念；
- 將國家等同人民，政府就代表人民；
- 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這是善惡之間的戰爭，我們是善，對家是惡；
- 源起及使命（挪用）了某種釋經，以及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及種族主義政治運動，特別是白人至上主義；
- 兩者皆屬民族認同及例外論，但「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例外論，次於以色列例外論」。[3]
- 兩者都已成為某種公民宗教，近乎拜偶像，且更近於民族主義，而非源自宗教，並能帶來（正如那些宣揚此理念者所承諾的）個人與集體層面的政治、經濟和金融利益；
- （關於最後這點，我尚未得出結論，但）這是一種沒有彌賽亞的彌賽亞觀念——只尋求上帝的手，卻不去尋求他面（正如許多基督徒所做的那樣）。
兩者的聯盟或夥伴關係，已形成巨大力量——精神、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層面——幾乎影響著我們今天所見的一切，當然也包括巴勒斯坦的當前局勢。去年10月底，內塔尼亞胡援引亞瑪力人來為加沙的報復／殺戮辯護；而在前年3月12日，神學家奧爾森（Roger Olson）——這位「成長於美國保守派基督教錫安主義之中」的人物——在其網站上發出了緊急警告：
如今，有些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之中正逐漸認為，以色列國有權摧毀所有不願離開「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的巴勒斯坦人——然而他們卻未曾明確界定確切邊界。這些人多為基要主義新教徒，其中許多是五旬節派和靈恩派，且全都是時代論者，儘管加沙、西岸以及正在成形的巴勒斯坦國境內都有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們仍無條件支持以方攻擊加沙。[4]
我們先前針對時代論實踐時的整體危險性所提出之論點，基本上也適用於我們今日所見的基督教錫安主義：
- 它過度強調末世預言應驗，以致忽視其他更核心的聖經真理，尤其是耶穌所教導的「大誡命」；
- 錫安主義——無論是猶太、世俗或基督教的——一旦走向極端，極可能淪為偶像崇拜。可以說，這兩者在以色列國和美國，甚至可能在其他國家，都已成為公民宗教；
- 它忽視重要真理：所有人都應得公義與和平，而不僅是猶太人及／或信徒；
- 在最極端的版本，它會衍生例外主義及種族優越論，同時實施遷佔殖民政策，例如我們目前在巴勒斯坦所見的種族隔離及種族滅絕；
- 最後一點「成功福音」不適用於時代論——在追求「祝福以色列」時所涉及的問題——只求神的恩賜，卻不尋求他面。
（各式）猶太錫安主義
（猶太）錫安主義是一些猶太人所信奉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錫安主義作為為猶太民族建立擁有自決權的國家之願景／夢想的意識形態，理應被理解、尊重和接納。然而，問題在於這套意識形態如何落實。正如我們先前提及，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曾說：「要讓任何夢想或幻想保持完整、美好、完美且無瑕，唯一辦法就是永遠不要試圖將其付諸實踐。」民主是種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亦然。它們在現實中如何運作，需要釐清。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聽來很美好，但在現實中卻是另一回事。錫安主義又有何不同？
此外，隨著錫安主義發展，它在當下的政治現實中，已變得更加複雜且充滿矛盾。因此，那些採納錫安主義並試圖實踐其理想與內涵的人，也必須考量到此舉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壓迫、不公與不平等，傷害別人。正如薩伊德（Edward Said）所言，人們亦須從「受害者的角度」來審視錫安主義[5]。因此，無論支持何種版本／類型的錫安主義——不論基督教或猶太教——都需要面對錫安主義帶來的三大不公：
- 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是不公正的；
- 錫安主義是種排他的族裔文化民族主義（ethnocultural nationalism），跟當下多元文化國家的願景格格不入；
- 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以色列國不可能同時擁有猶太、民主以及整個聖經所載的以色列全境這三樣——任何其中兩項必然會危害第三項[6]。這三者本質上互不相容，甚至彼此衝突。該如何解決這場衝突？難道要放棄其中一項嗎？
我認為任何錫安主義者若要為運動的所作所為辯護，必須以積極且令人滿意的方式回應這些挑戰，並對所引發的爭議及問題作出合理解釋。
還有希望嗎？以巴衝突是否尚有前路？
將雙方——無論是巴勒斯坦人還是猶太人——看成為人
我記得伯奇（Gary Burge）接受美國某主流傳媒訪問時，被問及：「福音派人士該如何看待當前（2012年11月）以色列與加沙之間發生的飛彈／火箭交火？」他試圖向採訪者解釋：「我的福音派群體往往對這些事只有膚淺理解，我呼籲大家要理解雙方衝突的根本原因。我們應該討論諸如以色列對被殲滅的恐懼、巴勒斯坦人對佔領的憤怒，以及加沙多年來一直遭受嚴苛經濟封鎖等問題。」伯吉的發言被採訪者打斷，對方表示：「我不能採用這些內容……（因為）你試圖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呈現人性化的一面，如果我寫下這些，就會被解僱」。[7]
我們需要讓故事雙方都呈現人性
在我閱讀關於以巴關係的相關文獻時，發現不少作家——無論是猶太人、巴勒斯坦人或其他背景——他們熱切期盼這片土地上能實現真正的復和與和平，並相信（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本著同理心聆聽對方的故事。讓我們簡要地看看雙方的故事：
| 巴勒斯坦人 | 猶太人 |
| 他們跟巴勒斯坦地的淵源可追溯至四千年前 | 他們跟這片土地的淵源可追溯至聖經時期 |
| 他們跟這片土地的連結是實質性的 | 他們跟這片土地的連結是抽象／精神層面 |
| 英治時期／聯合國的「兩國方案」「極不公平」，因此被合理地拒絕 | 英治時期是他們獲得自由的契機，因此他們接受了提議；但對某些世俗猶太人而言，這純粹是1948年戰爭的結果 |
| 1948年是／仍是「災難」（Nakba） | 1948年是他們的獨立之年 |
| 這是正義與生存的問題 | 這是關乎生存的問題 |
| 他們因遭受不公對待、虐待、驅逐等而憤慨不已…… | 過去，他們也曾遭受虐待、迫害、滅絕，而他們擔心歷史會重演…… |
檸檬樹[8]
這棵檸檬樹來自魯姆拉市赫茨爾街的某棟房子，該市位於耶路撒冷西北約四十五分鐘車程處。這棵樹是由巴勒斯坦的哈伊里家在1948年之前所種。巴希爾——本書的男主角——就在那裡長大。哈伊里家在1948年戰爭期間逃離家園，而來自保加利亞的一個猶太家庭——埃什基納齊家——搬了進來。
哈伊里家的兒子巴希爾於六十年代末，初次遇見埃什基納齊家的女兒達莉亞，當時巴希爾按響了那棟他們家曾經擁有並居住過的房子門鈴。由此展開了一段超越友誼（用達莉亞的話來說）且持續超過卅年的關係。
這些年來，他們在分享自身故事的同時，也試著聆聽對方的故事。他們之間曾有分歧及爭執——這些分歧及爭執直至本書出版之日仍未完全化解——但他們也始終試著相互體諒。他們的掙扎與我們前文所述的並無太大差異，然而在達莉亞關於和解的論述中，他們需要她口中的「三A」——承認（acknowledge）、道歉（apology）與彌補（amend）。對達莉亞而言，首先必須承認哈伊里家所承受的苦難。接著，她必須為對他們所做的一切道歉；最後，她必須以某種方式作出彌補。
在書的結尾，作者托蘭指那棵老檸檬樹已於1998年枯死，那年正是1948年戰爭的50週年。達莉亞曾經期盼，有天不僅是巴希爾，連整個哈伊里家「都能回到拉姆拉的那棟房子，種下新的檸檬樹，象徵重生與更新」。她等待多年，但這個願望終究未能實現。
2005年1月25日，在猶太智者稱為「樹木新年」的「圖布什維特節」（Tu Bishvat）當日，應一位少年的提議，她與孩子們一起種下了新檸檬樹，作為慶祝新生命之始，儘管她覺得「哈伊里家不在場，因此總覺得有所缺憾」。然而，用她自己的話說：「這項致敬並未抹去記憶。有些事物正從舊歷史中萌芽。從痛苦之中，嶄新的事物正在成長……這代表向前邁進。這意味現在下一代將要創造現實。我們正將某些事物託付在他們手裡。我們託付的，既有舊的，也有新的」。[9]
以色列處境喜劇《阿拉伯分娩》第十集「獨立日」[10]
劇情：為贏得「獨立日當天首位出生的嬰兒」所頒發的一百萬以色列謝克爾獎金。
主要角色：
- 阿姆賈德阿利安——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丈夫。
- 阿姆賈德的妻子：若將兒子名為「以色列」，她便會與阿姆賈德離婚。即使是公公建議的「亞當」也不行。相反地，她現在希望孩子被稱為伊斯梅爾／以實瑪利。
- 阿姆賈德的父親：為了捍衛他們的權利，不介意將嬰兒的名字改為「以色列」，甚至是「赫茨爾」（Herzl，猶太錫安／復國主義之父）。
- 一對猶太裔以色列夫婦，他們的嬰兒出生時間比阿姆賈德的兒子稍晚。
- 一位富有的右翼俄裔猶太以色列政治人物，為了作秀，承諾將向獨立日當天出生的首名嬰兒提供一百萬謝克爾。
關鍵與轉折：c’Israel——作為以色列；b’Israel——在以色列
摘自安妮佩雷斯（Anne Perez）的著作：
《獨立日》這集諷刺了錫安主義在當下及未來世代的現實生活中的真正意涵。劇中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主角阿姆賈德阿利安跟他的家人，在以色列獨立日前夕帶著臨盆的妻子抵達醫院。與此同時，一對猶太裔以色列夫婦也帶著臨盆的妻子抵達（當阿利安家接受安檢時，他們就直接進入）。
與此同時，一位右翼的俄裔猶太以色列政客正在策劃宣傳噱頭，他與他的幕僚認為，既然所有以色列人都喜歡錢，他們便決定捐贈一百萬謝克爾，給以色列獨立日當天在以色列出生的首個嬰兒，以此贏得民心。
這位政治人物在全國電視節目——在產房內轉播的——宣讀這項承諾，但他的俄籍助理卻誤將「b’Israel」（在以色列）打成了「c’Israel」（作為以色列）——字母c’和b’不僅在字跡潦草時外觀相似，在希伯來文鍵盤上也垂直相鄰。新聞主播當下有些困惑，遂糾正了誓詞內容，澄清獎項將頒發給以色列境內首位出生的嬰兒。
宣布引發了阿姆賈德（和父親）與那位猶太裔以色列丈夫之間一場滑稽的競逐，雙方都想讓自己的妻子率先生下這位百萬富翁寶寶。可惜，阿姆賈德的孩子先出生了，那對猶太夫婦悶悶不樂地抱怨，認為生力旺盛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竟搶先一步。
這位右翼政客氣得直跳，認為將獎金頒給阿拉伯夫婦，令他的噱頭適得其反，直到他意識到幕僚的打字錯誤為他提供了退路；他向阿利安一家道歉，表示承諾書的準確措辭是：一百萬謝克爾獎金將頒給在獨立日當天出生時叫（換言之，取名為）「以色列」的首位嬰兒。
阿姆賈德當下面臨抉擇：他是否真的要將自己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兒子取名為「以色列」，以換取一筆小財富？阿姆賈德的父親堅持他們將「為爭取這項權利而奮鬥」，即使這意味著要將嬰兒取名為以色列（他戲劇性地補充道：「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會把孩子取名為赫茨爾！」）。
另一方面，阿姆賈德的妻子根本不認為這是選擇（而隔壁病床那對以色列夫婦，正屏息以待奪取獎金的機會，見她願意為文化理想放棄這筆錢，便歡呼：「做得好！」）。她甚至威脅說，如果阿姆賈德真這麼做，她就要離開他；她不僅拒絕將嬰兒取名為「以色列」，甚至放棄了原先偏好的「普世」名字「亞當」，轉而採納公公最初堅持的「伊斯梅爾」（Ishmael的阿拉伯語）。
政治人物給阿姆賈德一小時的決策時間，期間阿姆賈德與父親計劃；阿姆賈德以戲劇性的方式宣布將為嬰兒取名「以色列」，令家人大為震驚；隨後阿姆賈德的父親氣沖沖地衝向出生登記處，懇求猶太夫婦「拯救他的家庭免於破裂」，並提出分享獎金的交易——猶太夫婦將他們的寶寶取名為「以色列」，以代表阿里安家領取獎金，作為交換，他們將獲得獎金的一部分（「最多一成！」他向阿姆賈德堅稱）。阿姆賈德最終同意跟猶太夫婦五五分帳，並將兒子登記為伊斯梅爾。
劇作家們在《阿拉伯分娩》中精妙地闡述了在以色列國及其後代眼中，民族認同的意義：這些夫婦雖皆有資格獲得相同的「獎金」，但對雙方而言，其代價卻截然不同。對阿里安夫婦而言，若要贏得獎項，他們必須摒棄自己的民族認同，而他們原本就處於較低的社會地位（在分娩時經歷安全檢查、激起猶太同胞的怨恨、促使政客們爭相尋找漏洞，以避免將他們納入慷慨的援助範圍）。
當他們那位積極參與政治的巴勒斯坦朋友阿瑪爾，因阿姆賈德考慮取名「以色列」而斥責他時，她特別強調這竟發生在「正值『災難』紀念日這天」，對此阿姆賈德脫口而出：「你為甚麼總要把『災難』扯進來？！」
這個問題，以及阿姆賈德對這筆錢的兩難處境，暗示即使在如此嚴重分裂的社會中，個人安全的基本問題仍可能蓋過民族主義的理想。然而，兩個嬰兒最終都獲得了各自的民族名字，以及猶太家庭與巴勒斯坦家庭平分獎金（同時駁回了那位政客藉「獨立日獎」大肆作秀的行徑），以一種俏皮卻犀利的方式呈現了以色列當下及未來幾代人所面臨的民族認同複雜性。「伊斯梅爾和以色列將在怎麼樣的國家長大？」[11]
最後的話……
當我開始這有關以巴關係／衝突的分享系列時。原本規劃的六場分享，如今已擴增至十九場。起初我以為僅需寥寥數本（參考書籍）便已足夠，但如今我已閱讀超過一百本書，以及無數論文與文章，且仍有更多待讀。我已許久未曾為準備分享而閱讀如此大量的資料。
但這正是我的核心論點：若然我們要從以巴關係的脈絡來審視錫安主義的興起與發展，便不得不注意到涉及的範疇很廣，在教義層面上，它與「發現理論」（詳見此處）密切相關。從歷史角度來看，它與歐洲帝國主義及擴張主義／殖民主義（詳見此處）息息相關。從神學角度來看，它與時代論、復原主義、「被揀選」的神學概念等密切相關。在社會政治層面上，它與民族主義、例外論、種族主義（特別是白人至上主義）、擴張主義及遷佔殖民主義息息相關。在詮釋學層面上，它涉及對《聖經》採取僵化的字面主義（聖經字面主義）以及未來主義式的閱讀與詮釋。
我們本可繼續深入探討這些相關主題，但由於我們已經討論了近五個月，我想是時候停了。因此，我將在此以一段簡短的盼望之言及實踐建議作為結語，不再作進一步闡述。
在絕望中懷抱盼望
我們該如何懷抱盼望？我們透過學習效法基督，並努力跟隨祂來懷抱希望。效法基督，就是活出人的樣式——我們越像基督，就越能活出完整的人性，因為基督是地上唯一一位完全的人。在這意義上，我們皆是基督教人文主義者[12]，因此：
- 我們確認上帝創造的完整性，認識到人類的生命根植於上帝所創造的地上，並依賴它。
- 我們相信，我們與所有人共同擁有共同的人性。我們的人性本質是既定的，基督徒身份是我們的選擇。
- 我們相信，無論種族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應與其他人一起努力爭取人權、自由、尊嚴、公義與和平以及環境的可持續政策。
- 我們相信，在基督裡的救贖是使我們更加人性化，復和關係，修復人的整全和福祉，並釋放潛力與創造力。
- 我們還相信，教會被召喚來展示基督藉著祂的教導，所作的，死在十架上和復活所建立的「新人類」（重生，在基督裡新造的人），亦從而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行動和希望人的福祉作出貢獻去抗衡不良宗教和意識形態的非人性化和非人格化趨勢。
- 我們致力於學習和尋求智慧；尊重差異，捍衛真理；爭取超越地緣政治忠誠範圍的公義與和平；珍惜美好，鼓勵創造。
具體實踐
- 禱告：以知情的心禱告，成為知情的代禱者；
- 發聲：記住要為真正值得的戰役而奮戰；決定你願意為哪座山頭奮戰到底；
- 抵制：抵制那些支持當下以色列政府的企業／公司（請記住，我們並非針對猶太人，而是反對以色列政府及其軍隊）；
- 在物質、經濟、財務或屬靈層面上，支持那些為正義事業奮鬥的人；
- 努力成為「和平締造者」，而非僅是「和平愛好者」。
本文是作者在星期日晚上聚會分享有關以巴問題時準備的內容，歡迎轉載惟請注明出處
[1] Anita Shapira, Israel: A History, Orion. Kindle Edition.
[2] https://www.meforum.org/1877/a-land-without-a-people-for-a-people-without
[3] Donald Lewis, A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 Zionism, p.303.
[4] https://www.patheos.com/blogs/rogereolson/2024/03/christian-zionism-gone-crazy/
[5] Zio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Victims (1979) By Edward Said (from The Edward Said Reader, published by Vintage).
[6] Anna Perez, Understanding Zionism, Kindle Edition, p.104.
[7] Gary M. Burge, Whose Land? Whose Promise?: What Christians Are Not Being Told about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Revised, Updated) (p. 8). Pilgrim Press. Kindle Edition.
[8] Sandy Tolan, The Lemon Tree: An Arab, a Jew, and the Heart of the Middle East, Bloomsbury Publishing. Kindle Edition.
[9] Tolan, Lemon Tree, p.379.
[10] https://israelfilmcenterstream.org/film/arab-labor-2/arab-labor-season-1/arab-labor-season-1-episode-10-independence-day/
[11] Due to a lack of time, I have directly taken Perez’s long text on the plot of the story told in the sit-com: Perez, Understanding Zionism, Kindle Edition, p.183-185.
[12] I have basically followed John de Gruchy’s Confessions of a Christian Humanist in discussing the following six points about being a Christ-follower/Christian humanist with only some minor differences in empha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