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科維茨（Aviad Markovitz，希伯來大學猶太歷史系研究生）
近多月來，猶太暴力在西岸地帶已成常態。過往在幽暗中、悄然發生的事，如今正公然進行。人權組織已無需再記錄或揭露它們，所謂山嶺青年（hilltop youth）開設的Telegram頻道已自行播報一切：廿名巴勒斯坦人喪生，二十宗安全部隊沒有處理的個案。
這或許令人難以置信，但情況並非一直如此。大約十五年前，針對巴勒斯坦人的首批「代價標籤」（price tag）襲擊，在宗教錫安主義主流中曾備受譴責。知名拉比曾親赴遭焚毀的清真寺，表達震驚並發表正式譴責。如今，那份克制已大抵消失。過去被指是邊緣團體的行為，如今已獲體制上的支持。
雖然近期有些微轉變，有知名拉比與公眾人物開始公開譴責殖民者暴力——這股趨勢在美國外交壓力下更見明顯。然而他們的聲音沒有影響力，年輕一代視之為過時且離地。評論員越年輕，就越少關注道德層面的問題，而是對殖民工程形象的損害。
是甚麼變了？
幾項觀察有助解釋當前宗教錫安主義的發展軌跡，以及圍繞西岸哨點事件的默契共識。這種沉默並非源於種族主義或「彌賽亞主義」（messianism）——後者作為術語基本上已喪失原意。相反，它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沉默，各自根植於不同的動態。
第一種是代表默許的藐視式沉默。這是司法改革及10月7日屠殺後，以色列社會的大圍轉變之一：國家主義（mamlakhtiyut，英語statism）——信任（甚至絕對服從）國家機構之觀念——受到侵蝕。這種沉默源於安全顧慮，認為軍隊既已無法提供保護，故此必須自行掌握武力。
第二種沉默截然不同。它並非代表積極支持，而是事不關己。這種態度假定山巔青年是「兩害取其輕」——他們並未搞擾宗教錫安主義主流的日常生活，其行為被視為值得付出的代價，藉此在未完全脫離以色列社會的前提下，維繫宗教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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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如何解讀當下正在發生的轉變？這轉變絕不微小，而是地殼變動般的劇變——曾經看似理所當然的規範正在崩壞。兩種沉默都有其背後故事。藐視式沉默植根於對戰爭的新認知：戰爭不再被視為必要之惡，而是有道德正當性的行為——甚至理應如此。
在加沙戰爭的煙幕下，新道德論述應運而生。其核心轉變在於：當國際法區分戰鬥人員與平民之時，這套論述的關鍵區別在於敵我之分。這種思維反映了10月7日的創傷，其主要依據是以下兩點。
第一是務實考量。此一觀點承認加沙仍有無辜民眾，卻主張這一事實不能影響軍事行動。何解？因為巴勒斯坦社會被視為普遍支持恐怖主義，平民處於共謀者的灰色地帶。
第二是意識形態。此一觀點徹底否定「無辜」的概念——加沙沒有無辜的人。戰場上的即時創傷蔓延至未來的政策制定，將暫時的緊急狀態轉化為永久的道德框架。
在激戰之中，兩種觀點導致的行動可能類似，然而問題在於之後會發生何事。從務實主義轉向意識形態，永久性地改變了遊戲規則。它從當下戰爭體驗中支取道德正當性，卻將之轉化為重置整個體系的新基準。就在上週，極右議員克羅伊澤在國會宣稱：「在杰寧，沒有無辜平民。在杰寧，沒有無辜兒童。」
倘若宗教錫安主義的世界觀在10月7日崩塌了，那亦絕非建立在共存基礎上的世界觀。過往的任何溫和立場，往往源於務實考量而非人文精神。因此，我們如今所見的，是基於實際考量而導致的國家主義瓦解：假若軍隊無法提供安全保障，便喪失了壟斷武力的正當性。在此真空狀態下，不受約束的暴力便成為恢復震懾力的工具——不惜任何代價。挑釁及武力展示，被視為安全之法。假若這些手段失敗，結論就是仍未夠狠。
藐視態度的特別直白例證，體現於諷刺歌曲《我正開往胡瓦拉》（2023年曾遭殖民者暴力群攻的巴勒斯坦城鎮）之中。演唱者自稱是位世俗的左翼特拉維夫人，在10月7日後轉向右翼。但這種「覺醒」如今蘊含著新的意義：「我帶著一群殖民者，出門去解決幾個納粹。是花了幾年時間，但我終究明白——根本沒有所謂和平，那只是給傻瓜們聽的大謊言。所以我把槍管伸出窗外，開始把路過的人都轟掉腦袋。抓起嬰兒，砍下其頭——不是用鋸……這事必須要做。因為他長大後會成為沙希德（烈士）……履行職責並終結這一切……我正在為我的國家犧牲自己。」
新戰爭道德的所有要素盡在此中：戰鬥人員與平民之間的界線日趨模糊；鼓勵個人主動進行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以及從四面八方拼湊而來的種種藉口——防止未來危險、履行職責對抗絕對邪惡（「納粹」）。其中還暗含對以色列社會整體喪失自制能力的自覺性暗示。然而每則笑話背後，都蘊含著一絲真相。
並非所有宗教錫安主義者，都會將這場戰爭視為光明與黑暗之子間的鬥爭，卻有許多人接受「震懾」論述。這種論述將山嶺青年從負擔轉化為資產，中和內部批評。這種論述也讓拉比卡漢（Meir Kahane）的繼承者們，自然而然地成為以色列領導階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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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藐視式沉默外，還有源自冷漠的沉默。支持這種沉默背後的是甚麼？其根不在於安全顧慮，而是宗教教育機構的結構。對山嶺青年的沉默守則，並非源自某種新興的激進意識形態，而是源於社會保守主義——專注其它鬥爭，相對容易得多。
當下，要成為宗教錫安主義一員，未必需要虔誠。但在這一體系之中，任何追求深刻宗教生活的人，都必須做好跨越綠線的準備。跟大城市的社會多元不一樣，殖民區孤立而田園般的環境，讓宗教教育機構得以充當溫室——舒適的蛹殼，大體上無需長期與世俗世界接觸。
這種宗教形態雖有別於極端正統派的世界，卻仍與之深度交織，形成包含潛在自卑感的複雜關係。殖民工程讓宗教錫安主義，得以在荒野腹地建立起本土化極端正統派的臨時飛地。
更廣泛而言，普通宗教錫安主義青年的成長歷程，彷彿是對猶太社會其他群體的局部浸潤。在高中或猶太經學院（yeshiva）度過的時光，往往宛如濃烈的哈雷迪體驗——專注研讀《托拉》，與外界幾乎隔絕。相較之下，服兵役則類似世俗階段：是年輕人首次進入世俗框架並體驗獨立生活的時刻。當然，並非所有猶太經學院都位於綠線之外，而其地理位置也不一定反映拉比或學生們的政治觀點。
宗教錫安主義的新共識，並非鐵板一塊。其中涵蓋保安人士與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與務實主義者、保守派與自由派。他們皆深思熟慮、具批判精神而且敏銳——絲毫不遜政治對手。
以色列社會在綠線內的內部分裂，在綠線之外幾乎原封不動地重現。這更深刻地體現以方對約旦河西岸控制的常態化：此等控制已不再被視為超越國界。
當下的社會現實，限制了宗教左翼批評的可能，又削弱了其政治鋒芒。殖民區的同質環境，正符合宗教教育機構之意，而這些機構反過來又助長公眾冷漠。這種冷漠未必自覺，亦非源於政治動機。在地的現實——土地挪用及檢查站——被視為理所當然，或是「兩害相其輕」。這正是導致制度性沉默、對新型「顛覆性」暴力視若無睹的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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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世俗論述中的常見批判——於本報常見（譯注：以色列《國土報》）——對西岸事件的解釋截然不同。其中有兩個術語佔據主導地位：種族主義及彌賽亞主義。「種族主義」暗示的，是宗教錫安主義正建基於猶太人至上的體制之上，並試圖透過法律手段來維護並合理之；「彌賽亞主義」則暗示有股建立烏托邦的動力，而且不惜採取任何必要手段。這正是以色列歷史學家塔爾蒙（Jacob Talmon）所描述的政治彌賽亞主義：承諾救贖，卻會導致極權暴政的意識形態。
這種說法確有其理。無論是明顯或不明顯的各式制度性種族主義，在宗教錫安主義之中——正如在錫安主義整體一樣——向來存在。然而，正因如此，單以種族主義無法解釋當下局勢，「彌賽亞主義」一詞亦無多大助益。
將宗教錫安主義貼上種族主義及彌賽亞主義的標籤，讓世俗自由派的中間勢力——即錫安主義舊左派的繼承者——得以與家門口的民族主義保持距離。國家團結黨（National Unity）針對阿拉伯政黨的攻擊是一鮮明例子。事實非常簡單：此一陣營對於國家未來沒有明確答案——因此，他們對約旦河與地中海之間的猶太至上主義問題，亦無實質良方。將威脅投射到山丘之外，並將其定義為「宗教」問題——將之描繪成原始且具威脅性、準備重塑公共領域的絕對他者——顯然是更為容易的做法。
撇開彌賽亞主義的概念，另一幅圖畫便浮現眼前。以色列社會內部正在浮現的公民衝突，並非如以色列記者本海姆（Avishai Ben Haim）在其「第二以色列」（Second Israel）理論中所暗示的那樣，屬於階級鬥爭，而是兩個相對相近的群體之間的競爭。兩者都在試圖重塑自己，都在摒棄所繼承的身份認同之核心要素，用更為淡化、保守的版本取代早期的革命意識形態。
基於同樣理由，兩者都不再以國家主義作為指導理想，轉而將其作為維護群體利益的遮羞布。世俗民主陣營已不再是和平陣營，且在很大程度上已放棄用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在宗教錫安主義內部，新一代正公開地對前輩遺留的國家主義理想進行反思。他們不再視之為絕對價值，也無法看到其存在意義。這場清算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如今正在我們眼前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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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拉比塔馬雷斯（Aaron Samuel Tamares）——他最初是錫安主義者，後來成為和平主義者——在其1912年題為《自由》的逾越節講道中，將殺人者分為兩類：自然的與自欺的。自然的殺人者出於個人滿足而傷害他人。相較之下，自欺型殺人者則會為自己行為辯護並尋找開脫理由：「政治之惡，亦即伴隨正當化理由的惡行，乃是世上最能使人朽壞之惡……這是所有戰爭的袐密……也是迫害猶太人的袐密……更是各民各族聯合起來攻擊、欺壓弱小民族的袐密。」
在此情況下，不公被倍增。虛偽的殺人者深知自己行為的嚴重性，卻壓抑良知，說服自己行為正當。結果，罪行變成常態——且更具吸引力。這正是民族主義暴力的誘惑：為個人利益所禁止之事，若以國家及其人民之名，便變得合乎情理。
對西岸地帶日常不公的持續沉默，本身就是種道德錯誤。然而，正因如此，我們必須更深入去理解。沉默雖在戰爭的掩護下滋長，沉默雖然是在戰爭的掩護下滋長，其常態化卻反映了兩個更深更廣的發展。國家主義的瓦解提供了正當性，而宗教教育的閉塞則助長冷漠。
這標誌著新常態的出現。若不理解這點——若不理解沉默大多數、並他們的恐懼與希望——就無法作出有效的抗爭。
Blaming Settler Violence on Messianic Racism Misses the Real Story – Opi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