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亞歷斯阿瓦德（Alex Awad，《巴勒斯坦回憶錄》作者）
我成為美國公民那日，至今仍是人生中最自豪的日子之一。
那是1977年2月。我跟來自世界各地的幾十位移民一同站立，舉起右手，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那刻並非與生俱來，而是歷經漫長歲月。
我生於耶路撒冷。1948年，當我兩歲時，身為平民的爸爸在伴隨以色列建國爆發的戰爭中遇害。在那場戰爭中，大多數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家園與土地。我的媽媽突然成為寡婦，獨自撫養七個年齡介於六個月至十一歲的孩子。我們的童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孤兒院度過，跟其他幾十萬巴勒斯坦人一樣，淪為難民。
多年後，當我在瑞士攻讀神學時，另一場戰爭改變了我的人生。1967年阿以戰爭後，東耶路撒冷淪為以色列軍事佔領區，我要求返鄉的申請被駁回。與此同時，瑞士當局通知我，我不能再留在那裡。轉眼間，我成了無處可去的人——一位沒有國籍、沒有祖國的人。奇蹟地，我獲得了赴美留學的獎學金，打通了我取得公民身份之路。
我知道美國並非完美。我知道它的歷史包含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長達多個世紀的非洲奴隸制、「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以及其他嚴重不公。然而，願意正視自身缺點，在不完美中仍致力邁向更公正未來的國家，仍然有其值得欽佩之處。
幾十年來，這份信念支撐著我。
我目睹美國擴大公民權利。我見證公民透過抗議、新聞報導和民主參與來挑戰不公。我敬佩這個國家——儘管其建國理想往往未能完美實踐，卻仍被認真對待，足以激發改革。如同許多移民一樣，我熱愛美國，並非因為我相信它毫無瑕疵，而是因為它具備自我修正的能力。
過去這兩年半以來，這份信念已遭到深刻動搖。
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國在加沙展開軍事行動以來，我懷著日深之痛，目睹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人被殺、各個社區化為廢墟、醫院和學校被有系統地破壞，還有以國蓄意製造的人道災難，在全世界眼前逐步展開。身為巴勒斯坦人，這份苦難對我而言是切身之痛。身為美國公民，我無法忽視美國在這場苦難中的角色。
這種感受難以言喻。我能想到的最貼切比喻，就像孩子發現自己深為敬仰的父母，竟然犯下了可怕罪行。愛並不會瞬間消失，感激之情亦然。但它們已跟失望、悲傷和難以置信交織如一。
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時間中，我一直將美國視為致力捍衛人權、維護國際法的國家。然而，在以色列國對加沙發動襲擊的過程中，儘管嚴重違反國際法及犯下危害人類罪的證據不斷累積，拜登和特朗普政府仍持續向以國提供幾百億美元的武器、外交庇護及政治支持。
隨著攻擊持續，我開始閱讀人權組織的報告、法律學者的聲明，以及《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條文。我如此行並非出於學術研究，而是想要努力理解自己所目睹的。
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從未想過會對這近半個世紀前，我曾宣誓效忠的國家所作的結論。我逐漸明白，美國政府不僅未有阻止種族滅絕，甚至正在助長發生。
我必須指出，大多數美國人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國在加沙實施的種族滅絕。然而，愈來愈清楚的是，儘管平民所受的苦難已無可否認，美國領導人似乎仍不願對以國的支持，施加實質限制。
對我而言，問題不再僅僅關乎加沙，更關乎美國本身。
當你所愛之國家的所作所為，違背了你最深層的道德信念時，公民身份究竟要你做些甚麼？當沉默開始予人同謀之感，愛國主義又意味著甚麼？
這些是我在1977年舉起右手宣誓時，從未想過會問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如今卻是我良知中最沉重的。
隨著我入籍五十週年臨近，我不禁思索：那曾激發我效忠的美國，是否還能再次昌盛？
我期盼有日，當我在宣讀《效忠誓詞》時，能再次像1977年那樣滿懷自豪地舉起右手——不是因為美國完美，而是因它找到勇氣，更充分地踐行那些曾激勵那來自耶路撒冷的難民，將此地視為家的理想。
Come And See – What Gaza Has Done to My Faith in America – By Rev. Alex Awad
《巴勒斯坦回憶錄》的印刷版可於德慧文化或和平市集訂購，而電子書則在博客來、讀墨、台灣漫讀、 Kobo、HyRead等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