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赫華（Feroze Sidhwa）及佩爾馬特（Mark Pearlmutter）
3月25日，我倆——一名骨科醫生與一名創傷外科醫生——前往加沙地帶的歐洲醫院工作。那裡污水橫流，加上空氣中彌漫的火藥味令我們不知所措。從拉法邊關到醫院所在的汗尤尼斯路程很短，而歐洲醫院是服務加沙地帶二百五十萬活生生的人（其中一半是兒童）中僅存及尚且仍能運作的醫院之一。作為經常參與人道工作的外科醫生，我們以為自己已見盡世上各種殘酷之事，但加沙卻給我們上了新的一課。
我們一下車，孩子就如海潮般湧上來，他們每一位都矮小瘦弱。在他們因遇見新抵步的外國人而發出的歡呼聲中，我們仍能聽到上空的以色列無人機發出如雪地車的嗡嗡聲。這種背景噪音不斷提醒我倆，在這片被圍困和洗劫的土地上，暴力與死亡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如影隨形。
我倆僅有的睡眠經常被爆炸聲打斷，爆炸聲震撼醫院的牆壁，震得我們耳朵嗡嗡作響，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必須停火之後也未見改變。每當戰機從上空呼嘯而過，每個人就都會做好準備，迎接那特別響亮和強烈的爆炸聲。這些爆炸往往發生在開齋飯之時——在這個穆斯林佔絕大多數的地方，家家戶戶在齋戒月期間開齋之時，也是最易成為目標的時候。
我們走過病房，就立即發現故意針對平民甚至兒童，駭人聽聞的暴力證據——一名三歲男孩頭部中彈，一名十二歲女孩胸部中彈，一名深切治療部護士腹部中彈，他們都是被世上最訓練有素的槍手們擊中。醫院裡每一寸角落都被臨時搭建的帳篷佔據，流離失所的家庭就住在這些帳篷裡面。他們是幾百個能住在室內的幸運兒——還有數以萬計的住在醫院範圍之內。
當我們開始工作時，人們所受的暴力傷害震驚我倆。破壞力強大的炸彈將石頭、地板和牆壁炸得四分五裂，撞向人的軀體，與泥土和碎石一波波地穿透皮膚。這些東西深入病人體內，令感染控制變得不可能，再多的醫療護理亦無法彌補這些創傷。
作為經常參與人道工作的創傷外科醫生，我倆都曾目睹令人難以承受的苦痛。在九一一、卡特里娜颶風、波士頓馬拉松恐襲和2010年海地地震，我們都是首批到達現場的人。我們在南津巴布韋的貧困地區工作過，也經歷過烏克蘭戰爭的恐怖。在我倆合共57年的義工生涯中，在三大洲的發展中國家參與過四十多次外科手術任務。多年經驗告訴我們，作為人道外科醫生，最大的苦痛莫過於無法為病人提供所需的治療。
但來到加沙之後，現在我們除了因無法治療一個將慢慢死去的孩子而感到痛苦，更因她會孤單地死去痛上加痛——因為她是大家庭中唯一尚存的成員。我們不忍告訴這些孩子，他們的家人是如何死去——被燒成有如起泡熱狗，而不是人；被炸成碎片，只能埋在亂葬崗；或被埋在曾經居住的樓房下，因窒息和敗血症而慢慢死去。
美國為所謂的「佔領」巴勒斯坦提供了大量資金和武器，但這一說法值得商榷。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茨曼（Chaim Weizmann）曾經表示，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根本就是「無關緊要的問題」。30年後，以色列國防部長達揚（Moshe Dayan）向以色列內閣表示，巴勒斯坦人「將繼續生活得像狗一樣……我們將看到這一過程的結果」。
我倆現在知道結果如何，結果就在加沙的歐洲醫院，在兩位創傷外科醫生的面前——創傷室和手術室地板上的鮮血來自我們雙手，因為我們為針對無助民眾的種族滅絕攻擊提供了關鍵資金、武器和外交支持。
我們繼續在絕望中抱緊希望，希望美國政客特別是拜登總統停止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發動戰爭。若非如此，那麼我們從過去百年歷史中其實並未學到任何功課。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萊克（Stanislaw Jerzy Lec）曾打趣說：「沒有一片雪花認為自己要對雪崩負責」，但身為美國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要對這在全世界面前發生，已踏入第七個月的反人類罪行負責。
至十二月，以軍在加沙投下了大量美軍彈藥，其爆炸力多到已超過摧毀廣島的原子彈。半年以來，在加沙喪生的兒童超過一萬四千人，比過去四年全球所有戰區喪生的總和還多。戰爭歷史上從未見過記者、醫護或護理人員面對過如此危險的境況。事實上，我們和整個團隊一直活在恐懼之中，擔心以軍會直接攻擊這所醫院，就如她攻擊其他許多醫院一樣。加沙市希法醫院被徹底摧毀，醫護人員被殺害、綁架和施以酷刑，令我們更加恐懼。
我們有如兩片雪花般來到加沙，嘗試阻止這場充滿死亡及恐怖的雪崩，與此同時我們亦感到責無旁貸。我們促請讀者公開反對向以色列國輸送武器——當這場種族滅絕仍在繼續，當以色列仍然封鎖加沙，當結束佔領的談判仍未開始。
佩爾馬特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洛基山北卡羅來納大學納什醫療中心（UNC Health Nash）的骨科和手部外科醫生。
薛赫華是加州斯托克頓聖華金綜合醫院（San Joaquin General Hospital）的創傷和重症監護外科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