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老旭暉
計程車駛進迴旋處，我指向不遠的地方，示意司機在那裡停下。提著相機和背包的我笨手笨腳地下車，司機為了小費跟我道謝。「Ma’a salama」，他啟動車子離去，我就用「唔咸唔淡」的阿拉伯話跟他道別。
那是我們在那短暫之間的最後對話。
那應該也會是我倆此生的最後對話？一位來自幾千里外的過客，與一位在安曼（Amman）有數以千計同業的計程車司機，大家再會的機會鳳毛麟角。
我開始步向教堂去跟馬漢拿（Hanna Massad）牧師見面。那是 2011 年的事。
那次是我們第三次見面，他仍是如常的客氣。他親切地邀請我到教堂的會客室，坐在一張舒適的沙發之上。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週五晚教會聚會之後，那一次我們沒有機會詳談，免得阻礙其他想要跟牧師傾談的弟兄姊妹。幾日後，他邀請我喝咖啡，我們花了好些時間對談。這位來自加沙地帶的阿拉伯裔基督教牧師，耐心地告訴我他的故事，以及他對那看似無休止衝突的看法及盼望。
這次我們見面，談的卻不是加沙，而是伊拉克。
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一位男士走過來，把一個公文袋遞給牧師。他們用阿拉伯話溝通了幾句，牧師打開公文袋，裡面有一些聯合國難民署的文件。牧師說：「謝謝」，然後小心地將文件放回袋中。
另一位會眾特意前來向牧師問安，他是一位年華已逝的長者。他的眼神彷彿正在說話，向牧師道謝。
「他們是來自伊拉克的難民」，馬漢拿牧師告訴我：「他們每一位的故事都足夠寫成一本書」。
那時我還未明白此話是何等沉重。
往後的日子，我開始嘗試瞭解。在此之前，「伊拉克」所代表的，是石油、是一位不知怎卻成為了一國之君的瘋子、是戰爭—先是入侵者，後是被侵者、是一些神秘又無處可尋的「大殺傷力武器」、是路邊炸彈、是綁架勒索……
另一方面，伊拉克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痛對我來說卻是非常陌生。當坐在冷氣房的人做出各種決定之時，他們卻常是首當其衝的那一批。
「2000 年，我在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完成了神學的哲學博士課程，在生命路上處於十字路口—我可以選擇留在美國，或是回加沙去。」牧師平靜地說：「於是我祈禱求問上帝，尋求祂的帶領。最後決定回加沙事奉。」
他在加沙浸信會（Gaza Baptist Church）擔任牧職，直到 2007 年才離開那個糾纏不清的地方。那時加沙的基督徒時不時收到極端分子的死亡恐嚇。他的妻子素嫻（Suhad）在聖經公會工作，有一次公會的辦公室遭遇炸彈襲擊破壞，窗子也被炸碎。
「感謝主，她沒事。」
可是，恐嚇最終變成了事實—基督教書店的拉米弟兄（Brother Rami）被綁架並且殺害。在政府的勸喻下，他和家人離開了加沙並在約旦定居，而他亦開始在約旦福音神學院（Jord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擔起教導的職分。
2010 年，一位安曼宣道會的牧師移民加拿大，他就肩起了服侍伊拉克難民的責任。
伊拉克人出走始於波斯灣戰爭。最初離開的，大都是比較有錢的人，他們想找一處較安全的容身之所。其後的伊拉克戰爭令當地局勢更為惡化，逃跑的人很多時都沒有帶甚麼財物，甚至乎身無分文。這或不難想象，試問我們當中有幾多人會想要離開家園到難以維生的陌生異地作客？但當血腥暴力和綁架勒索成為常態，死亡恐嚇一次又一次成真之時，人還可以怎麼面對？
「當他們來到的時候，大都沒有甚麼。而他們亦不能在這裡工作，除非先付一大筆錢申請商業簽證。」
約旦政府視這些伊拉克難民為「訪客」（visitors）—他們應該很快會回到自己國家去。
不過，若說哈希姆家族寡情薄義也很難說的過去。伊拉克難民數量之多，已是約旦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個沙漠國家在過去六十年亦已接收過兩大批巴勒斯坦難民。
敘利亞曾是另一個接收大量伊拉克難民的國家，直至那混濁不清的內戰把她變成一個更嚴重的難民生產地。然而在這之前，在敘利亞境內的伊拉克難民生活也不見得是好，有報導指近五萬名伊拉克女性—包括成人及孩子—被迫要賣淫維生。
當敘利亞的內戰逾來逾激烈，約旦境內的敘利亞難民數目亦超越了伊拉克難民的數目。馬漢拿牧師和同工們很自然地亦開始服侍他們。
「我們的事工集中在三方面—第一，邀請難民來這裡。第二，跟他們分享福音，提供門訓。第三，讓他們帶著寶貴福音離去。事實上，已經有幾位難民在收容國成立了教會。」
除了屬靈上的支援和引導，這個三十年前開始的事工亦在物質上提供協助。他們會派發購物卷讓難民購買必需品，給他們享用教會的免費醫療服務，並提供名義上收費的英語課程。
當你聽完一個又一個難民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有時甚至會變得麻木和冷漠。他們差不多每一位都收過死亡恐嚇，或是被綁架、或是從死門關逃出來的。然而，這是幸運的一群—他們很多的家人和朋友已經不再，沒有機會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故事。
又或者，他們其實才是不幸的一群？被迫帶著傷痛迎向那茫然的未來。
在其中一次探訪之中，一位滿有活力的年青人走過來接待我，給我介紹來聚會的人，看他手臂上「耶穌基督」的紋身，並儘其所能將牧師的阿拉伯話講道翻成英文。
他的熱情在我問到他為何離開伊拉克一刻頓時息滅，他笑容不再，垂下頭來—他記起了那個在教堂外的炸彈……在他面前彷佛有一個無底洞，使他不敢直視。
有一位難民的故事令我特別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牧師的司機，二人經常結伴同行。某天，牧師有差事請他去辦，也是在那天，車子遭受襲擊。牧師和隨行的人遇害，這位司機的性命卻得以保存。
他倆已沒有機會在這生之中再對話。
在這些人之中服侍，又要保持自己的精神健康，還要向他們傳福音，馬牧師是如何做到的？
「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曾經歷過逼迫之火，以至我們之間產生了一種聯繫。」
當然，加沙仍然是馬漢拿牧師的其中一個服侍對象。他在 2009 年開展了「基督教加沙事工」（Christian Mission to Gaza），在向加沙人提供人道援助之餘，亦致力鼓勵和支持仍在當地，正不斷萎縮卻仍努力堅忍的基督群體。
「每年我都會回去三次，到教會事奉，做救濟工作，並帶領查經班。」
熟識加沙情況的人可以想像，這個事工在屬靈、肉體及金錢上都不容易。但上帝的恩典總是夠用。
2018 年，馬牧師出版了一本自傳，他自己的書—《加沙牧師》（Pastor from Gaza），該書備受好評。
對許多人來說，假若他對那些令他和同胞們受苦的始作俑者完全沒有憐憫之心，也是人之常情。
「我已學習到饒恕以色列人，因為我也曾被上帝饒恕。」馬牧師告訴我：「不過，我仍然將祖傳的地契放在保險箱之中，期望他們有一日會補償我們所失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