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老旭暉

計程車駛進迴旋處,我指向不遠的地方,示意司機在那裡停下。提著相機和背包的我笨手笨腳地下車,司機為了小費跟我道謝。「Ma’a salama」,他啟動車子離去,我就用「唔咸唔淡」的阿拉伯話跟他道別。

那是我們在那短暫之間的最後對話。

那應該也會是我倆此生的最後對話?一位來自幾千里外的過客,與一位在安曼(Amman)有數以千計同業的計程車司機,大家再會的機會鳳毛麟角。

我開始步向教堂去跟馬漢拿(Hanna Massad)牧師見面。那是 2011 年的事。

那次是我們第三次見面,他仍是如常的客氣。他親切地邀請我到教堂的會客室,坐在一張舒適的沙發之上。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週五晚教會聚會之後,那一次我們沒有機會詳談,免得阻礙其他想要跟牧師傾談的弟兄姊妹。幾日後,他邀請我喝咖啡,我們花了好些時間對談。這位來自加沙地帶的阿拉伯裔基督教牧師,耐心地告訴我他的故事,以及他對那看似無休止衝突的看法及盼望。

這次我們見面,談的卻不是加沙,而是伊拉克。

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一位男士走過來,把一個公文袋遞給牧師。他們用阿拉伯話溝通了幾句,牧師打開公文袋,裡面有一些聯合國難民署的文件。牧師說:「謝謝」,然後小心地將文件放回袋中。

另一位會眾特意前來向牧師問安,他是一位年華已逝的長者。他的眼神彷彿正在說話,向牧師道謝。

「他們是來自伊拉克的難民」,馬漢拿牧師告訴我:「他們每一位的故事都足夠寫成一本書」。

那時我還未明白此話是何等沉重。

往後的日子,我開始嘗試瞭解。在此之前,「伊拉克」所代表的,是石油、是一位不知怎卻成為了一國之君的瘋子、是戰爭—先是入侵者,後是被侵者、是一些神秘又無處可尋的「大殺傷力武器」、是路邊炸彈、是綁架勒索……

另一方面,伊拉克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痛對我來說卻是非常陌生。當坐在冷氣房的人做出各種決定之時,他們卻常是首當其衝的那一批。

「2000 年,我在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完成了神學的哲學博士課程,在生命路上處於十字路口—我可以選擇留在美國,或是回加沙去。」牧師平靜地說:「於是我祈禱求問上帝,尋求祂的帶領。最後決定回加沙事奉。」

他在加沙浸信會(Gaza Baptist Church)擔任牧職,直到 2007 年才離開那個糾纏不清的地方。那時加沙的基督徒時不時收到極端分子的死亡恐嚇。他的妻子素嫻(Suhad)在聖經公會工作,有一次公會的辦公室遭遇炸彈襲擊破壞,窗子也被炸碎。

「感謝主,她沒事。」

可是,恐嚇最終變成了事實—基督教書店的拉米弟兄(Brother Rami)被綁架並且殺害。在政府的勸喻下,他和家人離開了加沙並在約旦定居,而他亦開始在約旦福音神學院(Jord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擔起教導的職分。

2010 年,一位安曼宣道會的牧師移民加拿大,他就肩起了服侍伊拉克難民的責任。

伊拉克人出走始於波斯灣戰爭。最初離開的,大都是比較有錢的人,他們想找一處較安全的容身之所。其後的伊拉克戰爭令當地局勢更為惡化,逃跑的人很多時都沒有帶甚麼財物,甚至乎身無分文。這或不難想象,試問我們當中有幾多人會想要離開家園到難以維生的陌生異地作客?但當血腥暴力和綁架勒索成為常態,死亡恐嚇一次又一次成真之時,人還可以怎麼面對?

「當他們來到的時候,大都沒有甚麼。而他們亦不能在這裡工作,除非先付一大筆錢申請商業簽證。」

約旦政府視這些伊拉克難民為「訪客」(visitors)—他們應該很快會回到自己國家去。

不過,若說哈希姆家族寡情薄義也很難說的過去。伊拉克難民數量之多,已是約旦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個沙漠國家在過去六十年亦已接收過兩大批巴勒斯坦難民。

敘利亞曾是另一個接收大量伊拉克難民的國家,直至那混濁不清的內戰把她變成一個更嚴重的難民生產地。然而在這之前,在敘利亞境內的伊拉克難民生活也不見得是好,有報導指近五萬名伊拉克女性—包括成人及孩子—被迫要賣淫維生。

當敘利亞的內戰逾來逾激烈,約旦境內的敘利亞難民數目亦超越了伊拉克難民的數目。馬漢拿牧師和同工們很自然地亦開始服侍他們。

「我們的事工集中在三方面—第一,邀請難民來這裡。第二,跟他們分享福音,提供門訓。第三,讓他們帶著寶貴福音離去。事實上,已經有幾位難民在收容國成立了教會。」

除了屬靈上的支援和引導,這個三十年前開始的事工亦在物質上提供協助。他們會派發購物卷讓難民購買必需品,給他們享用教會的免費醫療服務,並提供名義上收費的英語課程。

當你聽完一個又一個難民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有時甚至會變得麻木和冷漠。他們差不多每一位都收過死亡恐嚇,或是被綁架、或是從死門關逃出來的。然而,這是幸運的一群—他們很多的家人和朋友已經不再,沒有機會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故事。

又或者,他們其實才是不幸的一群?被迫帶著傷痛迎向那茫然的未來。

在其中一次探訪之中,一位滿有活力的年青人走過來接待我,給我介紹來聚會的人,看他手臂上「耶穌基督」的紋身,並儘其所能將牧師的阿拉伯話講道翻成英文。

他的熱情在我問到他為何離開伊拉克一刻頓時息滅,他笑容不再,垂下頭來—他記起了那個在教堂外的炸彈……在他面前彷佛有一個無底洞,使他不敢直視。

有一位難民的故事令我特別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牧師的司機,二人經常結伴同行。某天,牧師有差事請他去辦,也是在那天,車子遭受襲擊。牧師和隨行的人遇害,這位司機的性命卻得以保存。

他倆已沒有機會在這生之中再對話。

在這些人之中服侍,又要保持自己的精神健康,還要向他們傳福音,馬牧師是如何做到的?

「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曾經歷過逼迫之火,以至我們之間產生了一種聯繫。」

當然,加沙仍然是馬漢拿牧師的其中一個服侍對象。他在 2009 年開展了「基督教加沙事工」(Christian Mission to Gaza),在向加沙人提供人道援助之餘,亦致力鼓勵和支持仍在當地,正不斷萎縮卻仍努力堅忍的基督群體。

「每年我都會回去三次,到教會事奉,做救濟工作,並帶領查經班。」

熟識加沙情況的人可以想像,這個事工在屬靈、肉體及金錢上都不容易。但上帝的恩典總是夠用。

2018 年,馬牧師出版了一本自傳,他自己的書—《加沙牧師》(Pastor from Gaza),該書備受好評。

對許多人來說,假若他對那些令他和同胞們受苦的始作俑者完全沒有憐憫之心,也是人之常情。

「我已學習到饒恕以色列人,因為我也曾被上帝饒恕。」馬牧師告訴我:「不過,我仍然將祖傳的地契放在保險箱之中,期望他們有一日會補嘗我們所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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