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羅茲（Eyal Mayroz，悉尼大學和平及衝突研究高級講師）
本週標誌著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屠殺三週年，事件造成約一千二百人喪生——其中多為以色列平民——另有二百五十一人被綁架。
隨後兩年，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發動毀滅性戰爭，聯合國調查委員會、頂尖的種族滅絕學者，以及主要人權組織均認定，戰爭已構成種族滅絕。加沙走廊大部分地區已化為廢墟，超過七萬四千名巴勒斯坦人喪生，相信還有數以千計被埋在瓦礫之下。
就在一年前的本週，美國終於對雙方強行施加停火協議——儘管大體上仍是紙上談兵。雖然以軍的大規模攻勢已停，但其對加沙的攻擊仍然持續。此外，西岸猶太殖民者的暴力行為依然肆無忌憚。
儘管如此，全球對加沙的關注已逐漸消退。隨著美以伊戰爭開始主導新聞頭條，許多國家先前協助推動和平進程的承諾，再次被證明並不足夠，甚至形同虛設。
如今，以色列國正為10月27日這場極度雙極化的國會選舉做準備，這次選舉可能會對整個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倘若立場較不極端的政府上台，國際社會對加沙和西岸的關注——以及由此而生的壓力——能否持續？
和平計畫的成果與未果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加沙廿點計劃第一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仍然在生的以色列人質已獲釋返國，換取近二千名巴勒斯坦囚犯及被拘留者。隨後數月，遇害人質的遺體亦已歸還。數十萬流離失所的加沙人重返北部家園。以軍撤至「黃線」以內，聯合國安理會亦認可該計劃及由美國主持的「和平委員會」。
然而，國際社會對「所有槍聲都將平息」的期望很快便化為泡影。自2025年10月9日簽署停火協議一年後，聯合國的數據來源——加沙衛生部表示，已有近一千四百名加沙人被殺。
援助物資仍受限制，實質重建尚未展開，對於那些住在帳篷和破損建築的家庭來說，冬天又再悄然來臨。
在缺乏持續的國際參與下，特朗普計劃的第二階段已大致停滯。哈馬斯並未解除武裝。儘管美國已於1月任命指揮官，但旨在為加沙帶來安全的「國際穩定部隊」仍未部署。而負責管理加沙的巴勒斯坦技術官僚委員會，亦尚未在當地接管實權。
就在上週，和平委員會才公布了為期六個月、總值廿四點五億美元的重建計劃，然而這僅為其估算十年內復原所需的七百一十四億美元的鳳毛麟角。
而這一切都取決於哈馬斯會否交出武器。以方不會在哈馬斯完全繳械前允許重建，而哈馬斯也不會按照該計劃的條件繳械。在本地不受歡迎的巴勒斯坦政府改革進展緩慢，而以色列國的右翼政府多月來一直處於競選模式，有強烈動機去破壞進程。
儘管有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然而這並未改變當地實況。當暴力衝突之最停止以後，要維持當初促成停火的國際壓力，困難重重。
關注度消退卻並未消失
傳媒和公眾對遙遠地區暴行的關注，向來以短暫見稱。這種關注會在最極端的暴力事件中達至高峰，但一旦暴力成為常態，或當另一危機開始主導新聞版面時，關注度便會迅速消退。
加沙的情況在某程度上符合這一模式。隨著造成大量傷亡的轟炸，轉為近乎每日發生的「低強度」攻擊，相關頭條賣少見少。2月底爆發的美以伊戰爭，吸走了全球有限注意廣度（attention span）之絕大部分。烏克蘭，以及短暫成為焦點的黎巴嫩，就爭奪餘下的關注空間。
大多數人視海外危機的重要性遠低於國內關切——醫療保健、工作就業和生活成本——而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已透過汽油價格，直接影響大眾的荷包。對大多數人而言，加沙從未產生過如此影響。
一年前，我曾警告，一旦在加沙發生的大規模暴力停止，國際關注度將會減弱，令任何一方更容易使和平進程脫軌。現實情況大致如此，卻又並非徹底如此。
過去一年最引人注目的，不在於外界對加沙的關注減弱，而在於部分關注度仍持續存在。儘管大眾輿論大多已轉移焦點，但精英階層（部分議員、官員、評論員）以及規模較小但極具奉獻精神的全球關切公民群體，並未轉移視線。
後者依托幾十年來建立的支持巴勒斯坦運動，將憤慨轉化為持續的全球運動——儘管他們的部分言論和策略也加深了自己國內及以國境內的兩極分化。
與此同時，蘇丹——聯合國稱之為全球最大的人道危機——無人問津。由於缺乏相應的全球運動作為後盾，蘇丹難以吸引世界關注。
一場危機猶如消聲匿跡與另一危機的高度可見度，實為同一問題的兩面：究竟哪些暴行能激起輿論，與其說取決於其嚴重程度，不如說取決於誰有足夠的組織能力來吸引我們的注意。
西岸危機日益加劇
針對加沙的持續全球施壓行動——儘管範圍較窄——很快便有了新的憤慨來源：西岸殖民者暴行。
聯合國記錄顯示，截至今年6月，殖民者平均每天對巴勒斯坦人發動六次襲擊，頻率為有史以來最高。到了7月，與殖民者襲擊相關的死亡人數已超過2025年全年總和。隨著殖民區擴張步伐加快，數以千計的巴勒斯坦人也因此流離失所。
部分歐洲政府早已禁止與殖民區進行貿易；其他國家——例如英國——則在近期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對危機置身事外。9月，倫敦宣布實施禁令，外交大臣文立彬（Ed Miliband）指責「殖民恐怖分子」正進行種族清洗。
儘管歐盟是以色列最大的貿易夥伴，英國的角色也甚為重要。然而鑑於殖民區的出口相對較少，這些措施的經濟影響將相當有限。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政治層面。
此外，若歐洲施壓的部分意圖，是為了在選前影響以國選民，其成效就難以斷定。選前的外部壓力，往往會凝聚領導人的忠實基本盤，而全球對加沙的憤慨，已進一步強化了許多以色列猶太人的圍城心態。
然而，真正的外部壓力，將會在選舉之後才會出現。
鑑於任何以國政府都極度依賴美國支持，華盛頓確實掌握著推動和平進程的大棒。對以國而言，主要的胡蘿蔔是跟沙地阿拉伯——以及隨之而來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區——建立正常關係。然而利雅得已將這項報酬，與巴勒斯坦實實在在建國之路掛鉤。
而另一往往被低估的因素將發揮更大影響：以色列民眾對安全感的深切需求。
這在10月7日遭受重創的需求，能解釋加沙戰爭為何會如此進行，然而這不能成為合理理由——正如無論其根為何，任何不滿都無法為哈馬斯屠殺平民的行為辯解。
當下，這深切需求將比來自國外的胡蘿蔔與大棒政策，更深刻地影響以色列人的投票取向——以及任何新政府認為自己能承擔的風險。
更艱鉅的考驗：灰色地帶
去年，我曾指出，要在加沙和西岸取得實質進展，必須有願意作出艱難抉擇的以色列政府。
10月27日的選舉，將告訴我們這樣的政府會否出現。民調顯示，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領導的雅沙爾黨（Yashar）可能會成為以色列國會內的最大黨，但若沒有阿拉伯以色列政黨的支持，該黨可能難以組建執政聯盟——而艾森科特對此已斷然拒絕。
政府更迭將產生重大影響。可能帶來真正遏制殖民者暴力的努力、對和平委員會在加沙地區的工作更加合作，以及針對10月7日襲擊展開國家級調查。
然而，這不太可能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非法佔領政策帶來根本性改變。艾森科特已排除在可預見的將來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可能性，而由他領導的任何聯合政府，都很可能會包括右翼拍檔。
這正是弔詭之處。針對明顯的劣行為與惡人，最容易動員全球採取行動。總理內塔尼亞胡目前的聯合政府，包括本格維爾和斯莫特里奇等極右部長，令國際社會施加壓力變得輕而易舉。
聽起來較為溫和、居中偏右的政府，將使這種壓力更難維持。那些在內塔尼亞胡執政期間無法忽視以色列行為的政府，可能會放緩其施壓力度。部分傳媒可能會將艾森科特領導的勝利視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如此關切公民就難以叫公眾的注意力持續聚焦於更隱蔽地繼續進行的佔領之上。
如果持續關注取決極端事件，那麼事件間的相對平靜時期，正是政策停滯不前、侵犯人權行為繼續發生之時。過去一年的事實告訴我們，僅憑憤慨之情，無法在平靜時期施加有實質意義的壓力。
10月7日發生三年後，加沙槍聲雖不太常響，卻遠遠並未完全沉寂。未來一年的關鍵問題是：普世社會會否繼續傾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