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亞爾梅羅茲（Eyal Mayroz），悉尼大學和平及衝突研究系高級講師
哈馬斯10月7日狠攻以色列南部，其後以軍冷血無情的反擊觸發了一場全球運動：要求雙方停火，並結束以方佔領巴勒斯坦地的行為。
當戰事停止後，全球注意力將轉移到難解的「戰後」談判，雙方將需要作出既痛苦又冒險的讓步。
由於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嚴重缺乏互信亦無甚好感，雙方都極難作出讓步。
數十載的相互怨恨、冤冤相報、巴人權利被持續侵犯、代代相傳的創傷經歷，已將或曾對「另一方」存有的任何善意消耗殆盡。
雖然認識對方悲劇有助療愈與和解，然而當雙方都堅持自己是受害者時，結果卻只剩兩極化和互不信任。
現在，實現和平的唯一希望，是由外部強加的計劃。
為增加雙方對此一進程的信心，中間人必須表現公正，並在強大、持久的國際支持下堅持——這正是過去一直缺乏的——雙方都要作出讓步。
即便如此，雙方亦都必須更換領袖，才會有實在的改變發生。
以色列人如何看這場戰爭
普世社會很大程度上已忘掉10月7日的襲擊，許多人的記憶已被加沙每天發生的大屠殺影像所掩蓋。至今，已有二萬八千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殺（譯注：本文寫於二月中，現時數字已超三萬三千人），此外還有無數人被埋在瓦礫當中。
然而，以色列人並未看見世人所看見的。相反，他們繼續透過倖存者和其他人的故事不斷重溫10月7日的恐怖。現在，其他人已很少看這類新聞。
以色列主流媒體選擇性地報導加沙被毀壞和大量巴勒斯坦人被殺的消息（其中許多是長者、婦女和兒童），又將他們的死描繪成「不幸」但無法避免的附帶損害，並指哈馬斯應該為此承擔全部責任。以色列傳媒一方面狠狠地批評總理內塔尼亞胡及其政府在10月7日之前、之間及之後的失誤，另一方面卻一直未有讓公眾看到那來自加沙、難以想像的絕望景像。
因此，只要戰事仍然持續，軍人仍然處於危險，以色列人就仍會認為高舉大衛之星的旗幟理所當然。
以色列人感到被背叛
超過一千四百名以色列人——包括婦女、兒童和長者——慘遭屠殺或綁架後，有巴人表現欣喜若狂的新聞被被廣泛報導，震驚以色列社會。（譯注：以色列政府已修訂數字為約一千二百人）
在如此可怖的噩夢中，以色列人無法理解為何會有人支持哈馬斯施襲，並有許多人否認所發生的暴行。聯合國官員和著名的女權組織花了近兩個月時間始承認襲擊期間發生的系統性強姦事件，那令以色列全國感到震驚和憤怒之事。（譯注：有關性侵是否有系統地發生目前仍具爭議）
以色列那本已非常微弱的和平陣營現在更是遍體鱗傷，他們感到的震驚最為強烈。10月7日的受害者中，其中有些是多年來積極參與和平運動的人。經過多年的反佔領運動後，他們突然感到被許多西方改革派人士背叛，那些人似乎對他們的苦痛無動於衷。在襲擊發生後，這些憤怒和原始情緒充斥著左翼報章《國土報》的版面。
當猶太社群長期以來的孤立感和受害感不斷發酵和放大，對10月7日襲擊冷酷無情或麻木不仁的反應結果也損害了為巴勒斯坦人爭取權利的行動。
由於以色列國內情緒持續高漲，愈來愈多人開始這樣想：假如世人如此憎恨我們（回想納粹大屠殺），那麼我們將永遠以刀劍渡日。
當普世社會對以軍在加沙的所作所為為之憤怒，亦同時無意中令以色列人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的感覺更為強烈，令他們更加硬心。許多人在問，為甚麼世人對在蘇丹、也門、埃塞俄比亞或緬甸的血腥衝突沒有表現出同樣憤怒？為甚麼要針對以色列？
對以色列人來說，這些情緒——以及妄想以為哈馬斯可被摧毀、所有人質可以用武力解救的想法——壓倒一切其它考慮。
多年來，以色列公眾輿論強烈影響著政府對巴勒斯坦被佔領土的政策。10月7日的衝擊亦可能會因著這些聲音高漲，而顛覆了許多人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長期堅持的立場。政治左派和中間派的人可能會因為失去安全感和希望，而更容易遇上這種情況。
哈馬斯襲擊理應令人更加明白——以色列的和平與安全跟巴勒斯坦人的自決權利密不可分，然而事實卻非如此——至少在目前來說。
亦因如此，加沙的死亡數字至今未對以色列猶太人造成甚麼影響。現時促請停火的人只是因為人質安危及認為國家有責任保護他們而已。
支持巴勒斯坦的國際運動
對全球大部分人來說，因著猶太殖民者、以色列國及其安全部隊無休無止地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權，巴勒斯坦人為爭取自由而抗爭是完全合情合理。
過往的劣跡加上當下以軍的殘暴行動，巴勒斯坦問題已被置於全球關注的前沿，並持續多月。
然而，對不公的憤怒不應導致支持——抑或默許——任何一方殺害平民。再多的暴力也無法解決這一強弱懸殊的衝突。幾十年來，以方一直試圖用武力強加自己的解決方案在巴勒斯坦人身上，卻仍然失敗。難道同樣手法相反地就會成功？
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同時必須令以色列人感到安全，並非因為這一目標比其他目標更為重要，而是因若非如此的話，恐怖的佔領行為不會結束。
「戰後」解決方案
在未來的日子，全球領袖有兩大任務。除了結束加沙的流血衝突（關鍵在於美國），他們亦必須努力贏得雙方信任。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需要對這一進程和中間人的決心懷有信心，相信中間人會在艱難的談判中謹記他們雙方的關切和利益，而且談判必然會帶來痛苦及風險。
由於10月7日之事重創了民間多年來的和平努力，因此有必要由上而下地實施解決方案，規劃出一條可行之路。
不公易生仇恨，僅對己方苦難感同身受也是如此。以同理心面對「另一方」的不幸——不管對方是否自找——殊不容易。
然而，因自己支持或反對某一目標而選擇性地譴責暴行的做法，不僅存有道德缺陷，更是適得其反。大家都必須主動、果斷和堅決地反對任何和所有暴行。
那些遭受嚴重傷害的人或許很難公道客觀，但我們其他人可以，並且應該如此行。我們需要更加努力。
原文以標題〈Why do Israeli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view the Gaza conflict so differently? And can this disconnect be overcome?〉刊載於《對話》網站之上，蒙允翻譯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