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哥連‧查普曼（Colin Chapman）
已故的東尼‧朱特（Tony Judt）形容此書為「有關貝爾福宣言的最佳現代歷史材料」，牛津大學的尤金·羅根（Eugene Rogan）就認為它是「到目前為止對貝爾福宣言最忠實的解說」。2017年11月2日，貝爾福宣言發出一百週年，此書實在值得我們細閱。作者喬納森‧施奈爾（Jonathan Schneer）是一位專門研究英國近代史的美國歷史學者，於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Tech）的歷史、科技和社會學院任教。
這個概要會嘗試以引述文字的方式去總括此書的內容。如果真要我評價此書的話，它的唯一不足就是作者在專注於宣言背後的政治因素的時候，並沒有考慮過貝爾福伯爵（Lord Balfour）和勞萊佐治（David Lloyd George）這些關鍵人物的宗教理念，那些令他們對錫安主義（Zionism，或譯猶太復國主義）非常歡迎的理念。
貝爾福宣言須要在一次大戰的背景下解讀
當貝爾福宣言在1917年11月2日發出的時候，英國和德國已開戰達三年之久。幾百萬人已命喪戰壕之中，但戰局卻僵持不下。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Somme）在1916年7月1日至11月1日期間發生，然後雙方又在1917年7到11月在帕斯尚爾（Passchendale）對戰。當時英國政府正費心如何扭轉局勢，而內閣中的部分成員認為他們應集中注意力在歐洲大陸的西面戰線（「西方派」，the westerners），而另一些則認為在中東發動新攻勢的話就可打破僵局，獲得優勢（「東方派」，the easterners）。當阿斯奎斯（Asquith）領導的政府在1916年12月倒台後，東方派的勞萊佐治就成為了首相。
故此，英國非常渴望開闢新戰線以及尋找新盟友來對付德國，是促成貝爾福宣言的重要原因。「他們定意要打贏一次大戰和維護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374頁）。「他們認為不列顛帝國的命運懸於一線」（161頁）。
麥克馬洪—候賽因信函（1915年7月至1916年1月，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當中含有「誤解，或是欺詐」
「當奧圖曼（於1914年11月）參戰後，（英國駐埃及總領事）基奇納伯爵（Lord Kitchener）隨即接觸大酋長候賽因（Sherif Hussein），他認為後者有權力去反對奧圖曼哈里發（caliph）對穆斯林發出，針對大英帝國及其盟友發動聖戰的號召。」英政府向候賽因提供了一些誘因，去協助他們對抗奧圖曼。
麥克馬洪與候賽因在1915年7月開始交換信函，當時身處麥加（Mecca）的大酋長候賽因開始聯絡開羅（Cairo）的英政府官員，希望後者協助他反抗奧圖曼。阿拉伯民族主義在一戰之前數年開始發展，而主張阿拉伯人擁有更大自主權的大馬士革備忘錄（Damascus Protocol）就於1915年寫成。由於英方相信德方也在拉攏阿拉伯人，當時身處開羅的英國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就正面回應候賽因的要求。然而，他卻不太願意討論這個構思中的自主阿拉伯國家的確實邊界。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外界對雙方在這些信函內提到之承諾的評價南轅北轍。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是麥克馬洪在1915年10月24日發出的，他在信中表示英方將支持成立一個根據大馬士革備忘錄內所提之邊界的獨立阿拉伯聯邦。然而其中一個問題是，麥克馬洪的信是用英文寫的，當翻譯到阿拉伯文時，「區域」（District）一詞就被譯為「維拉亞特」（wilayat），這詞在阿拉伯文有非常準確的意思，代表奧圖曼的一個省份。英方及錫安主義者認為巴勒斯坦地區並沒有包括在建議中的阿拉伯國家之內，而大部分阿拉伯人就認為候賽因的意思是有包括巴勒斯坦地區。
麥克馬洪究竟有沒有在巴勒斯坦一事上故意誤導大酋長候賽因？這是否一次「模糊及欺詐」（39頁）的行為？雖然我們現在無法確實得知，但至少可以知道他的動機為何，因為他在發給同僚的信中提到：「我們目前需要做的，是要誘導阿拉伯人走在正道之上，使他們遠離敵人，親近我們。這對我們現時來說大都只是言詞之事，我們要成功的話就必須用勸誘性的說話，並且不要在各項條件細節上斤斤計較」（72頁）。在交換信函過程的尾聲，雙方似乎都同意稍後才討論邊界問題，因為大酋長候賽因「和英國一樣非常需要對方」（73頁）。
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1916年5月16日簽署）是「一次典型的舊式帝國主義及秘密外交事件」（220頁）
對中東地區同樣擁有帝國主義野心的英法兩國，嘗試透過這份協定預備在戰後瓜分奧圖曼帝國的屬地。馬克‧賽克斯（Mark Sykes）是一位保守黨議員，曾周遊中東的他被認為是政府內最熟識當地情況的人。而弗朗索瓦·皮科（Francois Georges-Picot）就是法國政府的代表。
當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子爵（Sir Edward Grey）持有「一個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者觀點」，認為阿拉伯及其他人民並沒有能力去作出自我管治，但英方亦不應在中東擴展其帝國版圖的時候，馬克‧賽克斯及其他人士卻抱持一個「更徹底的帝國主義態度」，希望「擴展帝國版圖去達致政治、經濟及戰略利益」（76頁）。故此，對他而言，這份協定是要「以切合大英帝國利益的前題下重塑中東」（48頁）。
「賽克斯和皮科重新劃定中東版圖。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在外交部的主要議事廳，手拿著蠟筆，把那些分配給法國的部分塗上藍色，而分配給英國的就塗上紅色。在這些地區之上，他們建議雙方『可根據自己的意願成立直接管治或間接控制的機制』。由於雙方都想得到巴勒斯坦地區及其上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都尊為神聖的地點，他們在妥協底下把該地塗上啡色，同意這一中東地區應由國際社會共同管治。」（79頁）
這份協定後來在經過些微修改後，也獲俄羅斯首肯，並成為「三方協議」（Tripartite Agreement）。當時的想法是這會是一份秘密協定。有些人相信賽克斯是抱著誠懇的態度去談判。另一些比較同情阿拉伯人的，卻認為這是一份「令人震驚的文件……是貪婪的極致……令人驚訝的欺詐行為」（85頁）。而再另外一些人則「接納英法雙方的外交人員在其職責所在於當時期已盡了其本分，但以今日的標準來看就難以接受……瑪嘉烈·麥美倫（Margaret MacMillan）形容這份協定『頗合理的，假如你是一位西方帝國主義者』（85頁）。」他們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滿足阿拉伯民族主義之時，又能切合英法兩國的帝國主義」（86頁）。
當在俄羅斯新上場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政府將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內容公諸於世的時候，倫敦的錫安主義者就感到被背叛：「我們一直都被欺騙，蒙在鼓裡……我永不會忘記那些有份參與的紳士貴族」（223頁）。與此同時他們卻利用這份協定去要求英政府「用白紙黑字明確承諾滿足我們對巴勒斯坦地的訴求」（224頁）。
英國的猶太群體在一次大戰之前及期間一直處於分裂狀態
一次大戰之前，由於英國民眾和政府視土耳其政權為盟友，故此大都對錫安主義不感興趣。而當時期的猶太群體當中很多都是同化主義者（assimilationists），視自己為英籍猶太人—是屬於英國的猶太人—並相信自己可以及應該同化在英國社會之中。而相信猶太人是一獨立族群並努力在巴勒斯坦建造一個猶太人家園的錫安主義者反而是少數且分成三派：「現實派」、「政治派」和「文化派」，他們分別主張「一個融合或合乎實情的、文化上的，或外交上的錫安主義」（114頁）。其中部分同化派的人士強烈反對錫安主義。
當土耳其政權與德國結盟加入戰事後，「一次大戰就徹底改變了英政府對那些稱之為錫安主義夢想家及奧圖曼帝國的態度」（111頁）。
「土耳其給予英國的錫安主義者希望……假如英國戰勝土耳其、德國及奧匈帝國的話。中東便終於跌入大熔爐之內，而巴勒斯坦地或許就能從土耳其的中東帝國版圖中撬開……在放任不管的情況下有機會對土耳其構成威脅的錫安主義，終於進入了政治現實的領域。」（1124-5，126頁）
戰爭期間，由呂西安·和夫（Lucien Wolf）領導的同化派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領導的錫安主義派為了爭取英國政府的支持，鬥得勢成水火。
魏茨曼成為錫安主義的主力推手
魏茨曼1874年出生在俄羅斯的平斯克（Pinsk），1904年在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取得教席，1910年成為英國公民。這位專門研究炸藥的化學家後來獲得了英國陸軍部（War Office）的注意。
「魏茨曼在戰爭期間爭取英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建立猶太人家園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113頁）。他是一位「具雄心壯志的機會主義者」（206頁），「政治遊戲的絕頂高手」（151頁）。「到了1917年秋，魏茨曼已經可以扭動白廳（whitehall）內大部分門的門匙」（339頁）。他在猶太群體及英國錫安主義運動之中愈來愈具影響力，巧妙地拉攏了社會上及政府裡的重要人士。舉些例子，他跟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編輯史葛（C.P. Scott），以及英國猶太群體的非正式領袖羅富齊爵士（Lord Rothschild）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以下是他跟貝爾福伯爵於1914年12月12日一次非常重要的會面的紀錄：
「他（魏茨曼）得意忘形的跟（阿哈德·哈姆，Ahad Ha’am）說：『貝爾福記得我們八年前討論過的一切』。魏茨曼向他匯報錫安主義運動自1906年後的成就，並慨嘆大戰令到進展停滯不前。貝爾福回答說：『戰爭結束後，你將可以更迅速地達成心願』，他當時定必是想到土耳其政權即將被打敗。
「但魏茨曼那時仍未對貝爾福有任何具體的要求。他有一項更為巧妙及困難的工作—如何向這位多疑又出身高貴的哲學暨政治家解釋反猶主義的悲劇以及解決的方法。他期望的不是要獲得協助，而是教導及轉化……貝爾福細心聆聽並且深被感動，甚至乎『落淚』。魏茨曼近乎難以置信的向阿哈德·哈姆說：『他緊握著我的手，說我為他照亮了一個深受壓迫的民族走過的道路』。
「貝爾福當下就意識到魏茨曼跟他認識的其他猶太人在根本上的不同……『你跟（克勞德·蒙特科，Claude Montefiore）完全不一樣』，他告訴魏茨曼：『你不是來請求協助的……你要求，而別人就必須聆聽你所說的，因為你是一個站在道德高位之邦的政治家』。他說自己：『後悔過往只認識一種猶太人』。當會談結束，他送訪客往大門去時，他跟魏茨曼說：『請你再來跟我見面，我深深的被感動，對此非常感興趣，這不是一個夢想，這是一個偉大的目標，這是我深知的。』」（134-5頁）
他另一個關鍵會面是跟馬克·賽克斯在1917年1月28日發生的：
「賽克斯清楚看見魏茨曼就是他要找的錫安主義者，而魏茨曼亦立即明白賽克斯就是錫安主義者在政府內最能合作的要員……對魏茨曼和錫安主義運動來說，那實在是一次突破性的發展。一個關鍵的聯盟即將被建立」。（177頁）
賽克斯相信，並且告訴外交部的同僚「錫安主義者將會是『目前狀況的關鍵』，他的意思是他們會是戰爭獲勝的關鍵」（168頁）。
錫安主義者用了一系列不同的理由去游說英國政府支持錫安主義運動
- 「成就猶太民族遠古的盼望」
赫伯特‧撒母耳（Herbert Samuel）跟愛德華·格雷子爵表示「或許成就猶太民族遠古盼望及（在巴勒斯坦地）重建猶太邦國的機會來了」（125頁）。 - 支持錫安主義運動會有助協約國打勝仗
「魏茨曼及其同伴成功說服在英、法、意中有權力的人士，支持錫安主義運動將有助他們打勝仗及其後達致的和平。」（366頁） - 英國將獲得一個位處埃及旁的友善鄰邦，協助她保獲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
索科洛夫（Nahum Sokolov）向一位外交部的私人秘書表示「猶太人在埃及的鄰邦中勢力增大的話將對大不列顛有利」（109頁）。 - 支持猶太人的話會鼓勵身處其他國家的猶太人去支持協約國，以及在財政上支持戰事
「英國政府從不認為猶太人本身有能力可以直接左右戰局的發展，但他們相信猶太人可以在財政上作出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們或可勸服更強大的力量去介入或保持中立。1916年的時候，許多英國人，包括政府人士，似乎相信世上有一股統一強大的猶太力量在左右國際事務。」（152-3頁） - 德國正在游說猶太人支持他們，假若英國未能成功爭取他們歸邊的話，他們就會支持德國，協助後者打勝仗
「他（喬治·寇松，George Curzon）以及其他內閣成員愈來愈擔憂德國會支持錫安主義運動，施壓土耳其政權讓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自治。這樣的話全球的猶太人便會支持同盟國並反對英法俄的三國協約（Entente）。」（343頁）
魏茨曼在1917年6月10日中向歐姆斯比—戈爾（Ormsby-Gore）表示「德國政府『近期開始接觸錫安主義者，或會支持他們的要求……現在問題只不過是錫安主義者會透過德國、土耳其，或是大不列顛去達成目標而已』」（344頁）。 - 成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將改善全球猶太人的境況
貝爾福伯爵認為「承認猶太人的民族身分及成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將提升猶太人的地位，並改善他們在其他地方的待遇」（3-7頁）。 - 在巴勒斯坦地成立一個猶太邦國將有利中東地區及全世界
赫伯特‧撒母耳向愛德華·格雷子爵表示「她可成為一個新的文化中心。猶太人的腦袋是一個十分奇妙的東西，在國家的保護底下她將成為啟蒙的泉源，促成偉大的文學、藝術及科學發展……提升他們（猶太人）的身分將增加他們在所處之地的貢獻」（126頁）。
同化派的猶太人也提出一些反對錫安主義的理由
- 猶太人不應把自己視為一個獨立的民族，或把巴勒斯坦視為這獨立民族的家園
「當代的猶太人並非一個一模一樣的整體。明顯地，在大不列顛的猶太人跟摩洛哥（Morocco）的猶太人或科契（Cochin）黑皮膚猶太人的相似程度，與英國基督徒跟摩爾人（Moor）或印度人（Hindoo）的相似程度一樣」（愛德溫·蒙塔古〔Edwin Montagu〕之言，146頁）。
「我堅持不應有一個猶太國家」（1917年赫伯特‧撒母耳向內閣的發言，337頁）
「當猶太人擁有一個民族家園的時候，褫奪他們英籍公民權利的聲音必然會大幅增加。巴勒斯坦將成為全世界的猶太貧民窟。」（1917年赫伯特‧撒母耳之言，337-8頁） - 「政治錫安主義將危害即使已融合最深的猶太人」
「猶太人國籍的這個概念，或說猶太人『回去』巴勒斯坦，好像他不滿自己出身之地，將打擊所有身處在猶太人仍然被歧視之地的公民權利。這代表的不只是雙重國籍……更是所有身處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猶太人的永久異化……」
假若錫安主義者的計劃成功的話，「不但將令到未融合的猶太人境況更加惡劣，更將影響已融合到當地社會的猶太人的自由，並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好像中世紀，充滿社會及宗教歧視的猶太邦國，這樣的一個國家決不能持久，並將為猶太人及猶太教帶來永不磨滅的污名。誠然，一個政治化的猶太身分必然要建基於宗教及種族主義之上，它將取締所有其他對猶太身分的詮譯方式。」（呂西安·和夫之言，150頁）
部分錫安主義者期望的不只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而是由猶太人佔大多數及控制的「一個猶太邦國」
「羅富齊催促魏茨曼『要求一些……有助建立猶太邦國之事』。」（143頁）
「在英國有許多猶太民族主義分子期望在英皇允准下在巴勒斯坦成立一個猶太邦國。」（英國巴勒斯坦委員會〔British Palestine Committee〕文件，204頁）
錫安主義者如此答覆和夫：「將要求一些所需的特別權利。」葛士塔（Moses Gaster）解釋說：「直至猶太人的數目眾多，成為主要的少數，足以擁有主導地位。」至於猶太人如何進入巴勒斯坦，就由一個有英政府支持的猶太特許公司「確保猶太人會成為佔優勢的殖民者。」索科洛夫補充，如果英政府能在某程度上控制巴勒斯坦的話，「她當然會採取所需的措施去確保猶太人會成為巴勒斯坦中的大多數，並且是屬於他們的國家，一步緊接一步」。（149頁）
「克魯伯爵（the Earl of Crewe，阿斯奎斯政府中的印度事務大臣）通知英國駐俄羅斯及美國大使，假若協約國同意拉攏猶太人的話，其中一個可以使用的誘因就是『當巴勒斯坦地的猶太殖民者強大到可以應付阿拉伯人的時候，容許他們自行處理巴勒斯坦（除了耶路撒冷及各神聖地點）的內務』。」（160頁）
當英國政府明白支持錫安主義運動及贏得全球猶太人支持之重要性的同時，他們也知道這會對他們支持阿拉伯人的做法構成緊張關係
「大家都明確知道，假若阿拉伯人知道他們（支持錫安主義運動）的計劃的話，必然會有的負面反應……換句話說，在這個爭取『全球猶太人』支持的初步階段，那些之前在拉攏阿拉伯人的英國官員已明白他們正站在分岔口之上。具洞察力的奧比恩（Hugh James O’Bierne）寫道：『非常明顯，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殖民行為勢將與阿拉伯人的利益有一定程度的衝突。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當到了要討論細節的時候，儘量嘗試尋找一個對阿拉伯人影響最少的解決方案……』
「英政府無法魚與熊掌兼得。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作出選擇。他們認為不列顛帝國的命運懸於一線。」（160-1頁）
勞倫斯（T.E. Lawrence） 策劃的阿拉伯起義（Arab Revolt）在貝爾福宣言的醞釀過程中有著重大影響
大酋長候賽因在1916年初開始籌備阿拉伯起義，1916年6月，他們向阿拉伯（Arabia）的土耳其軍隊發動攻勢，到了同年秋季戰事進展卻已變得緩慢。艾倫比（Allenby）在1917年10月26日展向對加沙（Gaza）的攻勢，30日再揮軍指向別是巴（Beersheba），12月11日他就進佔耶路撒冷。而阿拉伯部隊在1918年9月30日，足足九個月之後才攻取大馬士革，他們的延誤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假若阿拉伯人在貝爾福宣言發表之前就攻陷大馬士革，英政府要支持錫安主義運動對巴勒斯坦的計劃就非常困難。因為阿拉伯人已經控制約旦河以東的所有區域，而他們以為英政府會支持成立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一個阿拉伯國家。
「當身處倫敦的錫安主義者在1917年春夏期間努力駕馭猶太群體及影響外交部決策的同時，阿拉伯部隊就由沃季赫（Wejh）推進至阿卡巴（Aqaba）。他們的目標是要獲得敘利亞和他們的國土—相當肯定的他們以為那包括巴勒斯坦。假若他們在1917年11月2日之前攻取大馬士革的話，鑑於對當地未來的未知因素，英政府有否足夠信心去發出貝爾福宣言將會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從阿拉伯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悲劇是東面的戰事進展比帝國首都內的外交和政治交易慢得多。費薩爾（Feisal）炸毀漢志鐵路（Hejaz Railway）、召集各部落、協助擊敗奧圖曼軍隊及攻陷大馬士革所用的時間，要比魏茨曼安排跟英國政客會面和克服聯合委員會（Conjoint Committee）所用的多得很。費薩爾的動作不夠快……」（325頁）
「那份印著貝爾福伯爵名字的著名宣言在加沙被征服的六日之前結筆；並在其後的一日公佈。阿拉伯人已失去巴勒斯坦，雖然他們那時仍未意識得到。」（328頁）
勞倫斯對阿拉伯人的期望顯出真摯的同情：
「到了1917年初，勞倫斯似乎真誠的同情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期望。他也明白他們將與錫安主義者、法國及英國的期望相衝……勞倫斯認為……賽克斯把太多的土地給予法國。換句話說，在他未知細節之前，他已經反對賽克斯—皮科協定，認為它不利阿拉伯民族主義及大英帝國主義……他『強烈支持英國，亦支持阿拉伯人』。但他愈來愈明白他不能同時兼顧兩者，這令他感到身心交瘁。」（320-1頁）
他在《七智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寫到他那「非常嚴重的矛盾」：
「……假若我們打勝仗的話，對阿拉伯人的承諾將變成白紙空談。假若我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軍師，我會打發我的部屬（跟他一起打仗的阿拉伯族人）回家，不會讓他們為這種事冒生命危險。可是阿拉伯人的期望又是我們打贏東面戰役的主要工具，故此我向他們保證英國政府會守信用。他們在這個擔保底下付出了寶貴的供獻，但是，我不但不為我們一起達成的感到自豪，反而一直悲痛羞愧。」（323頁）
在一封寫給克萊頓將軍（General Clayton）但從沒送達他手的信中，他寫道：「我們用謊言利用他們為我們作戰，我實在接受不了」（324頁）。「可憐的阿拉伯的勞倫斯，英國在當地的代理人，在平衡自己國家與阿拉伯利益中間把自己的靈魂撕成碎片」（325頁）。
魏茨曼和錫安主義者向英國政府提交了一份草稿，希望它能包含在後者支持錫安主義運動的書面文件之內
在貝爾福宣言發出之前的十二個月，各方用盡方法爭取支持。在這期間，猶太錫安主義者和同化派在6月15日英國猶太代表委員會（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中硬碰硬，結果錫安主義者以56對51票的些微之差擊敗了同化派和反錫安主義者。1917年7月，一批錫安主義領袖進行了多次會議去草議他們的宣言：
「一如既往，薩徹爾（Harry Sacher）認為錫安主義者應要求『愈多愈好』。『我們必定要控制巴勒斯坦地的國家機器。我們不這樣做的話，就代表它會落在阿拉伯人手上。我們可以給予阿拉伯人想要任何文化自主權的擔保；但這個國家必須要是屬於猶太人的』。但索科洛夫說服了他和其他的極端人士。他一直保持和賽克斯的聯繫；並間接地和貝爾福通信；所以他在這個時刻要比他的同伴更清楚英政府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他意識到他們決不能提交一份把各項目詳細列明的清單；猶太邦國這一詞語更是提到不可。『我們的目的』索科洛夫寫道……『是要從政府那裡得到一份簡短、概括的同意書，好像我從法國政府那裡獲得的一樣。』」（334頁）
他們知道外交部想要的是一份「簡潔、模稜兩可，卻又巧妙恰當的聲明」（335頁）；以下是他們7月17日同意轉發外交部的草稿：
「1. 英皇陛下政府原則上接納巴勒斯坦地應重新被規劃（reconstituted）成屬於猶太人的民族家園。
2. 英皇陛下政府會儘其能力達成這個目標，並將與錫安主義大會（Zionist Organization）討論所需的方法及措施。」（325頁）
在其後的幾個星期，在政府內發生了一系列的「修訂與修辭」。「重新規劃」一詞被刪去。「屬於猶太人的民族家園」（the National Home of the Jewish people）被改成「一猶太家園」（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而「錫安主義大會」也不再被提及。
戰時內閣（War Cabinet）內的猶太人愛德溫·蒙塔古強烈反對這份草稿。於是他們把決議暫延，並決定先諮詢美國政府的意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最終以電信毫不含糊地支持錫安主義運動」（341頁）。10月31日，貝爾福宣言的內容在戰時內閣的第三次會議中通過。它在11月2日送達羅富齊爵士手中，並在11月9日在《泰晤士報》（The Times）刊登：
「英皇陛下政府樂見在巴勒斯坦之內成立一猶太家園，並將盡一切努力促成此事，惟必須確保當地非猶太群體的公民及宗教權利，以及在異地猶太人的權利及政治地位不受損害。」
在貝爾福宣言發佈之前與之後，英國政府多次嘗試接觸奧圖曼政府，假若她願意和協約國達成和議並和德國斷交的話，她承諾繼續讓後者控制巴勒斯坦。故此，英政府在不同時期曾把巴勒斯坦「承諾」給四批不同的人
「在此塊歷史棋盤之上的三隻棋子：一個從未間斷，卻又從未實現，在土耳其政權中部分人士跟協約國達成和議的渴望；一個間歇出現，在協約國中部分人士希望與土耳其達成此等協議的願望；一個來自大部分英籍錫安主義者，對此事的堅決反對。這三方在貝爾福宣言發表之前的相互較量是這個故事的一個重要部分。
「土耳其和英國打從開戰之時，便一直展開秘密談判去結束戰事……」（240頁）
這類談判在貝爾福宣言發出後的幾星期，甚至幾個月內仍然持續。有證據顯示「英政府確實在貝爾福宣言公佈三個月之後，提出讓奧圖曼政權繼續控制及管有巴勒斯坦地」（359頁）。
「賽克斯勸服皮科，巴勒斯坦地不應由英國或法國管治，而應交由國際社會共管。巴勒斯坦並不是某些人所說的『曾被承諾過給兩批人之地』，而是曾被承諾過給三批人：阿拉伯人（至少他們這麼認為）、錫安主義者，以及一個仍未成形的國際聯盟。
「然而這並非大不列顛在地中海東岸所結的纏網的末尾。使奧圖曼脫離同盟國，對英國打勝仗的供獻是遠超任何跟阿拉伯人或猶太人有關的事……我們或許可說，巴勒斯坦地並不是曾被承諾過給三批人。她曾被承諾給—或用來引誘—四批人：錫安主義者和阿拉伯人、皮科和賽克斯那仍未成形的國際聯盟，以及假若戰敗的話將失去她的土耳其政府。
「當然，在這期間的大部分時間，因著帝國主義、經濟和策略理由，英國期望自己能保有巴勒斯坦地的主要控制權……貝爾福宣言是這個充滿欺詐、機會主義，又或是宏大遠見、外交斡旋，這個含混不清過程中的一個意外產物。」（368-9頁）
我們今天正收割在貝爾福宣言發表前那「又複雜又煩擾」過程所引致的後果
「由於貝爾福宣言發表前的過程充滿變數、矛盾、欺詐、誤導，以及一廂情願，故此它就栽種了龍牙。它帶來的是一個毀壞致命的收割，一個今天仍在進行的收割……一次大戰期間，英國和盟友屠宰了奧圖曼這條在中東的巨龍，然而她們所做的卻栽種了龍牙，全幅武裝的戰士自此從地長出，並到今天仍然繼續生長。」（370-6頁）
「由於貝爾福宣言的精髓不單充滿勇氣和遠見，也充滿著詭計和欺詐，它帶來高興和道賀之餘，也很快帶來了夢想幻滅、不信和敵意。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後，這些苦痛猶存；它們日積月累，悲劇性地、充滿血腥地，持續下去。」（xxix頁）
注：在希臘神話中，龍的牙裁種在土之後，就會生長成全幅武裝，好勇鬥狠的戰士。現今用作比喻導致爭端的事情。
本文筆者哥連‧查普曼為《應許之地屬於誰？》（Whose Promised Land?）的作者。原文刊載在《支點》（Fulcrum），一個英國聖公會福音派的網站之上。蒙允翻譯轉載。
A Summa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by Jonathan Schneer (2011)
https://www.fulcrum-anglican.org.uk/wp-content/uploads/2017/11/chapman-on-SCHNEER-balfour.pdf
https://www.fulcrum-anglican.org.uk/articles/responding-to-the-centenary-of-the-balfour-decl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