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韋爾加尼（Matteo Vergani，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副教授暨「應對仇恨研究所」主任）
12月14日，兩名男子在雪梨邦迪海灘的公共公園，向慶祝猶太光明節的人群開火，造成至少十六人死亡——包括一名十歲兒童——多人受傷。
作為研究仇恨與極端暴力行為的學者，我深感震驚，卻遺憾地不感意外。
猶太社群長期以來一直是恐怖主義意識形態與組織的首要襲擊目標。許多從事相關研究的人，早已預計澳洲本土將發生重大襲擊事件。
邦迪恐襲事件仍有許多不明之處，現階段對槍手妄加揣測為時尚早。調查仍在進行之中。
然而，普遍的反猶主義情緒又如何？
我們尚處研究初期且尚未經同行評審的數據顯示，自10月7日以來，反猶主義情緒呈現顯著且令人憂慮的上升趨勢。
我們的研究
我們一直在訓練人工智能模型，去分析社交媒體中針對澳洲社群——包括猶太群體——的網路輿情。
這意味著要與人合作——包括極端主義專家及猶太社群成員——對內容進行標識，教導模型判別有關內容是否具仇恨性質。
根據猶太社群採納的定義，我們將反猶主義區分為兩大類：「舊式」反猶主義與「新式」反猶主義。
「舊式」反猶主義針對猶太人身份本身，援引根深蒂固的迷思及刻板印象，將猶太人描繪成異類、危險分子或道德敗壞者。
「新式」反猶主義則將焦點從個別猶太人轉移至以色列國，將其行為歸咎於猶太民族整體。
不少猶太人視此為源遠流長之反猶主義的現代延續。批評者——不論來自猶太社群內外——則認為此舉可能將對以色列政策的合理反對與反猶主義混為一談。
此一爭議的核心在於：反以色列情緒究竟是古老偏見之延續，抑或對以巴衝突的政治回應？
我們的研究同時分析了「舊式」與「新式」反猶主義。
激增的現象
我們發現兩者在10月7日後均急遽攀升。
例如，我們分析了10月7日前後，在澳洲發出的X社交平台（前推特）貼文，嘗試釐清反猶主義的增長幅度。
數據顯示，「舊式」反猶主義從10月7日前的月均卅四則推文，躍升至翌年的二千二十一則。
「新式」反猶主義增幅更大，從10月7日前的月均五〇五則飆升至翌年的二萬一千七百廿四則。
「舊式」反猶主義的表現形式，包括呼籲「清除所有猶太人」或「殺光所有猶太人」等直接煽動。
另一些則較為隱晦，例如淡化或否認納粹大屠殺。如聲稱「若六百萬猶太人被大屠殺屬實，以色列今日怎會存在」，或宣稱納粹對猶太人口僅造成微不足道的影響。
另一些仇恨則依賴陰謀論，例如宣稱「猶太人正出資摧毀澳洲」。
模型識別出的反猶內容絕大多數屬於「新式」反猶主義範疇。這類內容將在以色列國發生之事歸咎於猶太社群，例如將所有澳洲猶太人統稱為「嬰兒殺手」或「錫安納粹蠢貨」，完全無視個人政治立場及對以色列政府及其行動的看法。
（此處所有範例均取材自真實內容，但措辭已稍作修改，以匿名化處理，避免原作者身份曝光。）
換言之，我們觀察到，在網路空間，針對猶太人的敵意整體升溫。
更極端、明顯的暴力聲音鮮有在主流平台出現，而是通常在Telegram等邊緣社交媒體流傳。
在X平台上，由於缺乏內容審查機制，主流與邊緣言論之間發生激烈對撞。
然而反猶主義不一定伴隨辱罵，意味在主流平台同樣可能出現。尤其在特朗普當選及Meta放寬內容審查後，在Instagram上亦出現相關內容，包括在邦迪襲擊事件後發布的貼文。
是否應採取更多行動？
猶太社群必然認為現行措施遠不足夠。
澳洲首位政府任命的反猶主義特使姬莉安（Jillian Segal），早在7月便發布了應對方案。
如我當時所述，該方案主要涵蓋三大類建議：
- 防止暴力及犯罪行為，包括強化跨部門協調機制，並制定新政策阻止危險人物入境澳洲；
- 加強針對仇恨言論的保護措施，透過規範所有形式的仇恨行為（包括反猶主義），並加強對平台政策與演算法的監督；
- 推廣沒有反猶主義的傳媒、教育及文化空間，具體措施包括記者培訓、教育計劃，以及對推廣反猶主義或未能處理相關問題的組織限制撥款。
政府曾表示將考慮相關建議。姬莉安現指政府打擊反猶主義的訊息傳播「尚未足夠」。
有人可能會主張，落實第二、三項建議本可預防邦迪襲擊事件。一般人認為，廣泛流傳的反猶主義氛圍會助長暴力行為。
然而，現實是這種關係難以確立。實施恐襲的人——無論是自我激化或受恐怖組織招募——未必會因公眾情緒的整體變化有所改變。
儘管如此，旨在減少敵意與反猶態度的預防工作顯然值得去作，即使小型網絡或個別人士可能仍會繼續從事暴力恐怖活動。
要防範這種規模的恐怖暴力，關鍵在於有效執法，而這又需要充足資源與清晰的法律框架。
教育與廣遠的文化變革固然重要，但短期內其防範恐怖主義的成效，仍不及槍枝管制、監控極端者的網絡、以及在行動前瓦解陰謀等具體措施。
Bondi attack came after huge increase in online antisemitis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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