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瑪霞納沙爾（Maha Nassar，亞利桑那大學中東及北非研究學院副教授）
2025年8月25日，以色列國襲擊加沙地帶的納塞爾醫院（Nasser Hospital），殺死了廿二人，其中包括五名記者。全球譴責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辦公室發表聲明，指以方「重視記者工作」，但數據述說的故事卻非如此。
在將近2年的戰爭中，上述事件令在加沙被殺的記者總數升至一百九十二人。負責整理這些數據的美國非牟利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指控以方進行「所知以來最致命、最蓄意的殺害記者和噤聲行動」、又表示「以軍為報復巴勒斯坦記者的工作，正威脅、直接針對及謀殺，又任意拘留及拷問他們」。
作為研究巴勒斯坦現代史的學者，筆者認為目前在加沙發生的殺害記者、攝影師及其它傳媒工作者事件，是以方試圖壓制巴勒斯坦記者的悠久歷史之最新一頁。這段歷史至少可追溯至1967年——以色列國在六日戰爭後軍事佔領了西岸、東耶路撒冷及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領土。
除了人命傷亡外，現在更嚴重的是，由於以方限制外國傳媒進入加沙，當地的巴勒斯坦記者是唯一可以見證當下發生之死亡及破壞的人，並將之告訴全球各地。事實上，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近二百名被殺的記者幾乎都是巴勒斯坦人。
醞釀多載之事
從1967年佔領之初，以方就試圖緊控傳媒報導，建立了法律和軍事架構，旨在控制和審查巴勒斯坦新聞業。
1967年8月，軍方頒布第一〇一號軍令（Military Order 101），實際上將佔領區內的「政治」集會和「宣傳性」出版定性為刑事罪行。
然而，在此等限制下，當地新聞業仍然堅守崗位並持續成長。至80年代初，被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出版了三份日報、五份週報和四本雜誌。最受歡迎的刊物發行量高達一萬五千。
但所有巴勒斯坦刊物都需受以軍審查。每天晚上，編輯們被迫向以方審查員提交兩份他們計劃刊印的全部內容，包括文章、照片、廣告、天氣報告，甚至填字遊戲。
而任何被以方審查員認為「具政治意義」的內容，都必須在出版前刪掉。違反條款，或被指控為巴勒斯坦政治團體的編輯，可能會被拘押或遞解出境。以方經常指控自己殺死的記者是哈馬斯特工，跟這種做法如出一徹。
審查制度
因著這些及其它許多限制，巴勒斯坦人於1987年12月發動第一次起義，反對以色列的佔領行為。在起義首年，以軍據報監禁了四十七名巴勒斯坦記者，短暫取締過八份地區及區域報章，永久吊銷了兩家雜誌的牌照，並查封了四家新聞服務辦事處。
雖然以方意圖是為了宣示實力，大多數巴勒斯坦人認卻為此等限制，是以方害怕巴勒斯坦人報導自己狀況的證據。
許多人希望《奧斯陸協議》——以色列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於1993年正式展開的一連串談判——能帶來更多新聞自由，然而事實卻與願違。
以色列當局繼續對他們認為涉及「安全問題」的新聞實施軍事審查，又註銷「不聽話」記者的記者證，並襲擊和騷擾在現場採訪的記者。
與此同時，按奧斯陸進程新成立，旨在臨時局部管治巴勒斯坦領土的巴勒斯坦政府也建立了自己的審查制度，且同樣逮捕、暫止及查封它認為批評自己太過的新聞機構。
槍擊卻無法無天
到了2000年代，以方在西岸和加沙地帶針對記者的襲擊越加致命。以軍於2002年在西岸杰寧射殺了巴勒斯坦攝影師扎赫拉（Imad Abu Zahra），然後於2003年在拉法射殺了英國電影製片人米勒（James Miller），再於2008年在加沙射殺了路透社攝影師沙納（Fadel Shana）。
自2008年起，以軍與巴勒斯坦激進組織之間的戰事愈演愈烈，記者的工作環境也更見惡劣。然而，即使在手無寸鐵的示威活動中，記者也曾面對以方的致命武力。2018年，在被稱為回歸大遊行（Great March of Return）的加沙大規模非武裝示威中，以軍射殺了巴勒斯坦記者穆塔賈（Yaser Murtaja）和侯賽因（Ahmed Abu Hussein）——兩人中彈時都穿著「傳媒」背心。此外，至少有一百一十五名記者在報導長達6個月的抗議行動時受傷。
致命武力並不僅限於加沙的巴勒斯坦人。2022年5月，巴勒斯坦美籍記者希琳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在杰寧難民營遇害。希琳是當時最有名的巴勒斯坦記者之一，有成千上萬的人為她哀悼，而以警卻在她的葬禮上毆打扶靈者。
合法軍事目標？
國際人道法明確規定，記者是平民，因此在戰鬥中不能成為目標。這包括在武裝團體保護下進行戰爭報導的戰地記者。
以色列官員則辯稱，自己並非以記者為目標。他們指自己襲擊的是合法軍事目標，又經常聲稱哈馬斯躲在平民建築，又或指被殺的記者是武裝分子。
但這些指控往往沒有獨立、可供驗證的證據。以色列指稱於2018年在加沙被殺的記者穆塔賈是武裝分子，卻從未提供證據。
在希琳一案中，以色列官員最初聲稱她可能是被巴勒斯坦激進分子殺害，最終承認以軍殺害希琳的「可能性很高」，但仍堅稱僅是意外，因此政府不會提出起訴。最近有紀錄片反駁有關說法，並指出了涉嫌蓄意殺害希琳的以兵身份。
無法無天的氛圍
即使在2023年10月7日由哈馬斯發起、針對以色列的致命襲擊之前，以軍殺害記者而不受懲處——不論是意外還是故意——已成可見趨勢。保護記者委員會在2023年5月的報告中指出，以方針對記者採取致命武力的「致命模式」，又未有追究肇事者的責任。
自2023年10月起，在加沙的記者面臨更致命的工作環境。以方繼續禁止國際新聞機構在加沙地帶進行報導。因此，當地的巴勒斯坦記者往往是唯一的在場記者。
除了致命工作環境外，他們還要面對以方抹黑他們的工作，和針對他們家人的威脅。
當其他記者逃跑時，當地的巴勒斯坦記者往往會衝向轟炸地點。因此，他們有時會在「雙重襲擊」（double tap，或譯二次空襲）中喪生——即以方戰機及無人機會重返剛剛被襲擊過的地區，殺死救援人員和採訪記者。
如此種種，令那些繼續在加沙報導的記者付出了難以承受的個人代價。2023年10月25日，半島電視台的加沙分社主任達杜赫（Wael Al Dahdouh）在直播報導時，得知以軍空襲殺死了他的太太、兩個孩子和孫兒。第2天，他繼續進行現場報導。
然而殺戮並未因此減緩。2025年8月10日，以軍在加沙市殺害了另一位傑出的半島記者謝里夫（Anas al-Sharif），他在長達多月的轟炸中仍堅守街頭。謝里夫的五位記者同僚也在同一空襲中喪生。
8月25日對納塞爾醫院的襲擊，只是這種致命模式的最新一例。
在襲擊中喪生的五名記者，其中有為路透社和美聯社工作的特約記者——這兩家國際傳媒因以方拒絕允許其記者進入加沙記錄戰爭，而感到無可奈何。
儘管危險重重，全球各地的新聞編輯室仍一再敦促以方開放加沙給獨立傳媒入內報導，最近一個由廿七個國家組成的聯盟正催促以色列開放加沙。
由於以方繼續拒絕此等要求。因此，巴勒斯坦記者仍會是以軍無情攻擊加沙的主要證人。他們在採訪過程中被殺逾見逾多。問題仍是，國際社會會否向以色列國問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