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祖利（Yousef al-Ajouri）
孩子因為太餓而哭過不停，他們想要麵包、米飯……任何可吃的。
不久之前，我還有些麵粉和其它食物，但現在都已吃盡。
我們現在依靠慈膳組織派發的餐點——通常是扁豆——卻不足以叫孩子溫飽。
我和我的太太、七個孩子，以及媽媽和爸爸住在加沙市中部阿爾薩拉雅（al-Saraya）的帳篷裡。
我們在賈巴利亞（Jabalia）難民營的家，在2023年10月以軍攻打加沙北部時被完全摧毀。
戰事爆發前，我是位的士司機。由於燃油短缺和以色列封鎖，我已無法繼續工作。
戰事開始後，我從未領取過援助包，但現在食不果腹、難以忍受。
因此，我決定去位於撒拉丁道（Salah al-Din Road）、鄰近納札林走廊（Netzarim Corridor），受美國支持的加沙人道基金會（Gaza Humanitarian Foundation）營運的援助物資分發中心。
聽說那裡很危險，經常都有人死傷，但我還是決定要去。
有人告訴我，只要每7天去一次，就可能拿到足夠全家吃上一週的物資……
死蔭之路
6月18日，大約晚上9點，我聽到旁邊帳篷的人正準備出發前往派糧中心。
我之前已跟卅五歲的鄰居哈里斯（Khalil Hallas）說我也想去，
他叫我穿些寬衣，以備奔跑和敏捷行動。
他告訴我要帶個袋子或麻袋，以便攜帶罐頭和包裝食物。由於太過擠擁，大家無法將援助品用原箱帶回來。
我卅六歲的太太雅斯瑪（Asma）和十三歲的女兒杜雅（Duaa）鼓勵我去。
她們在新聞看到婦女也能取得援助品，想加入我的行列。我告訴她們，這太危險了。
我和營裡的另外五位男子一起出發，其中有兩位分別是工程師和教師，有的是首次前去領糧。
我們和另外十二人乘坐同一部嘟嘟車——加沙南部除驢和馬車外的唯一交通工具——其中有十和十二歲的兒童。
車上有位年青人曾經試過領糧，他說大家不要走以軍指定的路線——那條路太迫，會領不到糧——並建議走另一條離指定路線不遠的路……
嘟嘟車在加沙中部的努塞拉特（Nuseirat）卸下我們，然後大家從那裡走一公里到撒拉丁道。
路程非常困難，而且天色昏暗。我們不能用電筒，否則會引起以色列狙擊手或軍車注意。
其中有些毫無掩蔽的空地，我們只能在地上爬行而過。
我邊爬邊看，驚覺原來有幾位婦女長者，跟我們走一樣的危險路線。
我們途中曾遇上槍林彈雨，於是就躲在破爛建築之後。
那時，任何郁動或稍有動作的人，會立即被狙擊手開槍射擊。
我身旁有位高個子、淺頭髮的年青人，用手機的電筒引路。
其他人大聲叫他關掉。幾秒鐘後，他中彈了。
他倒在地，血流不止，但沒有人能夠幫忙或搬動他。幾分鐘後，他就死了。
旁邊有些人最後成功用原本帶來裝罐頭的空袋蓋住他的屍體。我又看到至少還有六位殉難者躺在地上。
我還看到有傷者往反方向走回頭路。有人在崎嶇地上跌倒、手受了傷、正在流血。
我自己也摔了好幾次，心雖惶恐，卻不回頭，因為最險之地已過，派糧之處就在眼前。
我們都很害怕。但我們來，是要為了餵飽飢餓孩子。
為食而戰
差不多凌晨兩點，有人告訴我派糧中心將會開放。
果然，未久，遠處的派糧中心亮起了綠色大燈，表示門已開了。
人群開始從四面八方朝中心跑去。我也拼命地跑。
我被人潮嚇了一跳。我已冒生命危險，盡量靠前，然而，不知何故，數以千計的人比我更前。
我開始問：他們怎會比我更前？
他們是否與以軍合作的人？他們是否通敵者，被允准先到並隨意拿取物資？還是他們只是冒了和我們一樣，甚至更大的險？
我試著往前推進，卻已無法。由於人潮洶湧，中心已被遮蔽。
儘管人群推推攘攘——為了餵飽孩子——我心已決定要成功。我脫掉鞋子，放進袋裡，然後用力地推。
有人壓在我身，我也壓在人身。
我發覺有位女孩在人群腳下窒息。我抓住她手，將她推出去……
我開始四處摸索糧箱，並拿到感覺像米的袋，但隨即有人將它從我手中搶去。
我嘗試捉緊不放，但他威脅用刀刺我。那裏大部分人都帶著刀，要不用來自衛，要不用來偷竊。
最後，我成功搶到四罐豆、一公斤乾小麥和半公斤義大利麵。
未幾，各個糧箱空空如也。那裡大部分人——婦女、兒童和長者——甚麼也都沒有。
有些人乞求他人分享。但沒人能夠放棄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連空紙箱和木卡板，也會被拿去當柴燒。
一無所獲的人，開始從地上撿起灑落的麵粉和穀物，嘗試拾起在混亂中散落於地的食糧。
士兵笑看
我轉過頭，看到大約十米、二十米外的士兵。
他們互相交談，玩手機，錄我們。有些就用武器瞄準我們。
我想起了韓劇《魷魚遊戲》的片段——殺戮成為娛樂、遊戲。
我們不僅被他們的武器所殺，還被饑餓和羞辱所殺，而他們就邊看邊笑。
我開始懷疑：他們還在拍攝我們嗎？他們是否在觀看這種瘋狂行為，看著強者如何壓倒他人，弱者毫無所得？
當箱子被清空，我們也都離去。
幾分鐘後，紅色煙霧彈被擲出。有人告知，這是疏散信號。未幾，激烈槍聲開始。
我、哈里斯和其他幾人前往努塞拉特的奧達醫院（al-Awda Hospital），因為我們的朋友威爾（Wael）在領糧途中弄傷了手。
醫院的景象令我震驚。在某個房間，至少有卅五名殉難者躺在地上，死去。
醫生告訴我，他們都是今天送來的。每一位都是在派糧中心附近排隊時，被射頭射胸。
他們的家人本來正等著他們帶食物和食材回去。現在，他們等到的是屍體。
當我回想他們，我崩潰了。我心想：為甚麼我們要為餵飽孩子而被迫送死？
那刻，我決定再也不去領糧了。
緩緩而死
我們默然而回，約在星期四早上7時30分回到家。我的太太和孩子都在等我，希望我平安無事，並且有些食物。
當他們看到我只帶了那一丁點回來後，都很難過。
那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一天。我從未像那天一樣感到如此羞辱。
惟望食糧能盡快送達，並以尊重的方式分派，拿掉羞辱和殺戮。目前的安排混亂、而且致命。
現在的安排毫不公正。大部分人最終一無所有，系統沒有組織，派的糧太少，要的人太多。
我肯定以色列希望這種混亂持續。他們說這種方法最好，否則哈馬斯就能挪用援助。
但我不是哈馬斯，很多、很多也不是。為甚麼我們要受苦？為甚麼我們非要冒生命危險去才能得到食物？
此時此刻，我已不在乎戰爭會否繼續——重要的是有食物，有可吃的。
我的兒子邱斯夫（Yousef）今年三歲。他哭著起床，說想吃東西，但我們甚麼都沒有。他一直哭，哭到累了，就靜下來。
我每天只吃一餐，有時甚麼都不吃，好讓孩子有吃的。
這豈是生——我們僅在緩緩而死。
本文是四十歲的艾祖利在加沙市向巴勒斯坦記者及《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s）撰稿人尊林（Ahmed Dremly）述說的個人經歷。為了簡潔而明，本文曾經編輯。
‘My journey to get aid in Gaza was like Squid Game’ | Middle East E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