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發現，有八成以色列猶太人支持驅逐加沙人，更有五成支持「耶利哥式」滅城。負責有關研究的學者表示，結果反映宗教錫安主義已成功改造以色列社會。
該民調於本年3月由學者索雷克（Tamir Sorek）負責進行，訪問了約一千名以色列猶太人。結果顯示分別有八成及五成半人，支持驅逐加沙人及以國境內的阿拉伯公民，比2003年的四成半及三成大幅上升。
調查又提出了一系列鮮有在主流民調中出現的「不禮貌」問題，其中包括「在征服敵人城市時，以色列國防軍應像約書亞指揮下的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時一樣，殺光所有居民」——結果有近半受訪者贊同。此外，有六成半人相信有「現代亞瑪力人」——《聖經》申命記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消滅的敵人——其中超過九成認為這一命令今天仍然重要。
在各項問題中，哈雷迪（Haredi，即極端正統派〔ultra-orthodox〕）贊成種族清洗及種族滅絕的比例最高。正統（orthodox）及傳統派（traditional）猶太人僅次其後，而世俗（secular）猶太人的比例最低。
以宗教錫安主義解釋以色列社會發展
索雷克與另一位學者哈茲卡尼（Shay Hazkani）在《國土報》撰文，以拉比金斯伯格（Yitzchak Ginsburgh）所提倡的宗教錫安主義，比照以色列社會近20年的發展。
兩人指出，金斯伯格於2005年1月——以方拆除加沙殖民區前——在國會附近宣講後稱「打破堅果之時已到」（Time to Crack the Nut）的道，闡述與世俗錫安主義理想中的「猶太民主國家」根本相悖之願景，提倡在「以色列地」擁抱猶太至上主義，為迎接「大規模暴力和種族清洗」政策「作好準備」。
金斯伯格於1944年生於美國，是哈巴德運動（Chabad）的拉比，但最深受其影響的卻是宗教錫安主義運動中的民族主義哈雷迪猶太教徒。他的教義融合了哈西德神秘主義（Hasidic mysticism）與彌賽亞民族主義（messianic nationalism），其靈感來自拉比庫克（Abraham Isaac Kook）和修正派錫安主義者（revisionist Zionist）。除哈雷迪派外，亦有世俗以色列人被金斯伯格的新紀元（New Age）思想和「猶太心理學」所吸引。
他的「成名作」，是讚揚於1994年在希伯崙屠殺了廿九名穆斯林的戈德斯坦（Baruch Goldstein）之小冊子《英雄巴魯赫》。1995年總理拉賓遇刺後，金斯伯格曾被行政拘留。之後，他又「推薦認同殺害非猶太婦女和兒童的書籍」。
兩名作者指，金斯伯格思想的最激進追隨者，是所謂的「山嶺青年」（hilltop youth），即非法哨點的暴力年青殖民者。他們成立民兵組織，在西岸村落「頻繁發動襲擊，不時進行殺戮」。而當1967年後出現的「忠信社群」（Gush Emunim）殖民運動，至少在名義上接受巴勒斯坦人能以沒有政治權利的「異族寄居者」（ger toshav）——猶太教法中居住在「以色列地」上的非猶太人——身份留下，金斯伯格則認為「以色列地」上有任何巴勒斯坦人存在都會「褻瀆上帝之名」。
金斯伯格在「破堅果」講道中，將以色列國比喻成由四層殼包著果實——猶太民族——的堅果。他援引卡巴拉概念，將這些殼（kelipot）描述為「屬靈不潔」，必須要被打破，釋放「神聖火花」，又指雖然殼中可能含有「絲微聖潔」，但大體上卻與邪惡有關。
索雷克及哈茲卡尼指，金斯伯格認為這些外殼最初對猶太民族的發展有其必要，然而現在已成障礙，必須打破。他認為最外層的三殼——傳媒、司法系統及政府機構——無可救藥，必須摧毀，而第四層殼——軍隊——則可被拯救，「惟其道德基礎必須先被淨化」。
此外，金斯伯格又指世俗傳媒營造「以《妥拉》之名發言會被視為過時、原始且與生活中所有重要對話無關」的氛圍；法律和司法系統鼓勵「同化並模糊以色列與列國之間的差異」；教育制度則協助「將異國及混濁價值觀強加於青年身上」。兩位作者指，這三層殼差不多都已被成功擊破。
兩人解釋，金斯伯格認為軍隊是四層外殼中最重要、最有用，「柔軟且易於消化」、「破碎後將在末日過程中釋放出蘊含的神聖物質」。又斷言一位依賴原始復仇慾望的普通猶太人——「堅果鉗」——將啟始這一進程。
金斯伯格指此人將不受軍隊規則這些「外邦價值觀」束縛，履行《塔木德》的誡命：「如果有人來殺你，你就先起來殺他。」這「堅果鉗」將對外邦人——「以色列地」上的阿拉伯人——進行報復，仿效戈德斯坦或《聖經》中的西緬和利未——他們在妹妹底拿被姦後殺死了示劍的所有居民。
兩位作者指，金斯伯格提倡的不僅是末日預言，更是指導追隨者的明確願景，獨欠的只是「破殼」的機會，「可以突發、有組織地報復外邦人的時間」。其後剩下的，就是預備好「迎接救贖」的「果實」——「以色列民」。此外，在復仇之時，他又認為毋須受猶太教法中，為殺戮設限的束縛。
10月7日後，金斯伯格宣告「加沙人的邪惡行為凸顯了他們與亞瑪力人相似之處」、《妥拉》「要求我們遵守『把亞瑪力的名字從天下全然塗去，不可忘記』的命令——徹底消滅，不加分辨」。對他來說，為了實現自己和內塔尼亞胡所說的「徹底勝利」，拒絕任何確保人質獲釋的協議，是值得付出的合理代價。
10月7日為「破殼」提供機會
兩位作者認為，世俗以色列人普遍支持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的立場，進一步印證金斯伯格的願景正在實現。他們「一直未能提出以人皆有權的替代性願景，去對抗彌賽亞式錫安主義的影響」，致使世俗者中也有七成支持驅逐加沙人，三成支持「耶利哥式」的滅城行為。
索雷克及哈茲卡尼表示，雖然「破殼」的人大多不是金斯伯格的支持者，然而實際上卻是同道，「作為首層外殼的希伯來傳媒雖一直被動員以支持國家，卻謹慎地保持專業形象。自10月7日以來，它基本上已放棄了這種立場。現在，許多記者併棄批判性報導。有些人甚至加入呼籲報復、驅逐及滅絕的行列」。
當司法機構「曾拒絕公開宣稱猶太人在『以色列地』上有至高無上之位，以及驅逐、消滅或餓死猶太敵人之權利——儘管它支持佔領」，以色列最高法院已在3月駁回人權組織「吉沙」（Gisha）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呈請，仿效《妥拉》，稱目前的戰爭是「誡命之戰」。
而在屬第二層殼的教育制度，「提倡普世價值的猶太教師面臨被解僱的風險」。有教育學家指，自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以來，以色列課程出現明顯的民族主義及民族中心主義傾向，導致支持驅逐和滅絕的聲音日益高漲，尤以過去20年畢業的人為甚。
兩人指，調查發現四十歲以下的人，有六成半支持驅逐阿拉伯公民，六成人支持「耶利哥式」滅城手法，「政治立場上的代溝並非罕見，但在以色列，自2000年以來，這種代溝大大加深」。
他們又指，以國在3年半內經歷了五次選舉後，也吻合金斯伯格所提倡的，「必須消滅政府——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直至在這裡建立以《妥拉》為基礎的政府」。
在第四層殼的軍隊，「很難找到有士兵會拒絕執行非法命令」，包括令數十萬人挨餓、設立殺戮區，或轟炸人口稠密的民居。兩人指「在加沙服役的以軍，以四十歲以下的男性為主，其中僅有百分之九拒絕所有關於驅逐和滅絕的提議」。
以色列人「震驚和焦慮」並非主要理由
兩位學者指，有人認為10月7日事件後，以色列人所經歷的震驚和焦慮是這種極端現象的唯一解釋，「但似乎這場屠殺只是釋放了數十年來在傳媒、法律和教育制度中滋養的魔鬼。錫安主義除了是民族運動外，也是移民定居者運動，旨在取代當地人口。移民定居者社會必然會遇到原住民群體的無差別暴力抵抗，而對絕對和永久安全的渴望，會導致消滅抵抗人口的願望」。他們指出，歷史上幾乎每個類似的殖民行為都潛藏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的可能，「就如17至19世紀北美，或20世紀初在納米比亞所發生的」。
他們認為金斯伯格「並非以色列道德崩潰的根源。但以金斯伯格為其中一位主要領袖的哈雷迪民族主義運動，就為以色列人提供了宗教外衣，用以抹去巴勒斯坦人的本土性」，並為無意放棄猶太至上主義所賦予之特權的以色列猶太人——不論他們是否遵守宗教戒律——提供了述語及行動計劃。
索雷克及哈茲卡尼指出，「用《聖經》述語為戰爭罪行辯護並非錫安主義首創。美國、愛爾蘭和其它地方的清教徒殖民者也利用《聖經》，將反對他們的原住民比作亞瑪力人和迦南人。他們也對原住民實施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
然而，兩人認為目前仍然為時未晚，「雖然彌賽亞式錫安主義試圖阻撓以巴地區解殖，卻仍未使之變成不可。彌賽亞主義的反對者曾有多次機會選擇另一條路，但代價是他們必須重新定義自己的以色列人身份，推翻猶太至上主義的制度。假如（他們）缺乏作出這些改變的意願，金斯伯格及其同類的狂暴精神仍將有機可乘」。
索雷克及哈茲卡尼認為，「如果要阻止（以色列國）成為斯巴達式（Spartan）的邊緣社會，唯一的希望就是反對猶太至上主義和猶太化理念，包括當前世俗錫安主義所接受的版本。要對抗自殺式彌賽亞主義的替代願景，是從河到海之間真正平等的夥伴關係」。
哈茲卡尼是馬里蘭大學歷史及猶太研究系教授，著有《親愛的巴勒斯坦：1948年戰爭的社會史》（Dear Palestin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1948 War）。
索雷克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樂觀主義者：塔維克扎亞德的社會傳記》（The Optimist: A Social Biography of Tawfiq Zayyad）。
參考文章：Yes to Transfer: 82% of Jewish Israelis Back Expelling Gazans – Israel News – Haaret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