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聖公會牧師西爾薩被指「反猶」
紀律聆訊判決成立何謂反猶成爭議

2022-12-13 新聞

西爾薩牧師

聖公會牧師西爾薩博士（Stephen Sizer，或譯塞澤）被英國猶太代表委員會（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指控反猶，其中一項被教會紀律審裁處（Disciplinary Tribunal）裁定成立。

審裁處於本年 5 月召開聆訊，並應西爾薩的要求公開審訊過程，結果於本月 6 日公佈。西爾薩在聲明中表示，感謝審裁處慎重地處理有關證據並得出結論，接受有關判決及批評，亦對自己所造成的傷害和冒犯毫無保留地表示歉意。猶太代表委員會主席瑪利（Marie van der Zyl）對這件「史無前例」的裁決表示歡迎，並指委員會將繼續捍衛和保護猶太群體。

審訊期間，國際猶太大屠殺紀念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簡稱 IHRA，下稱大屠殺紀念聯盟）所定的「反猶主義的現行定義」（working definition of antisemitism，下稱「定義」）成為爭議焦點之一。該「定義」除概括描述何謂反猶外，亦提供了十一個「例子」，其中七項跟以色列國有關。根據所列例子，將當代以色列國政策跟納粹政策比較、指責以國建基於種族歧視等都屬於「反猶」。大屠殺紀念聯盟目前有三十四個國家成員，其「定義」及「例子」於 2018 年 9 月被英國聖公會接納採用。

西爾薩是著名的基督教錫安主義學者，著有《錫安基督兵團：聖經、以色列及教會》（Zion’s Christian Soldiers: The Bible, Israel and the Church）和《基督教錫安主義：通往世界末日之路線圖？》（Christian Zionism: Road-map to Armageddon?）。他亦常在網絡及社交媒體發表有關錫安主義、以色列國、巴勒斯坦的言論及分享相關文章，當中不乏批評以色列國的內容，惹來不少親以人士強烈評擊，包括浸信會牧師大衛鮑森（David Pawson）——他著寫了《為基督教錫安主義平反》（Defending Christian Zionism），直接點名西爾薩及為《錫安基督兵團》附錄文章〈以色列之位〉（The Place of Israel）供稿的斯托得（John Stott）。

瑪利於 2018 年 10 月，即「定義」被聖公會採納後一個月，根據《神職人員紀律措施》（Clergy Discipline Measure）代表猶太代表委員會向聖公會提出正式投訴，指西爾薩在 2005 至 2018 年間作出共十二次挑釁及冒犯猶太人和／或鼓吹「反猶」的行為。審裁處最後接納其中十一項指控，在聆訊後駁回七項，並認為西爾薩在其餘四項指控中的表現與其牧職並不相稱，其中一個涉及「反猶」。

猶太代表委員會是英國歷史第二悠久的猶太團體，於 1760 年成立，有指目前能代表當地約兩成的猶太人。

被裁定成立的「反猶」指控指西爾薩於 2015 年 1 月在面書分享過一篇指以色列國有分策劃九一一恐襲的文章鏈結。審裁處指該文章的「語氣和內容令人震驚」，遠超對以色列國的批評，含有強烈的反猶主義，符合典型反猶主義的套路。西爾薩在答辯時表示，當年在分享鏈結前未有認真詳讀全文，雖然其後很快刪帖並作出道歉，但對此仍責無旁貸，深感抱歉。他亦在聲明中表示，對此事「特別感到歉疚……再次為自己行為造成的深刻傷害道歉」。

在其餘三項指控中，西爾薩被指曾跟真主黨（Hezbollah）高級指揮官會面、分享過另一篇九一一陰謀論文章的超鏈結，以及跟在電台訪問中為 2015 年事件辯護的言論內容有關。

判決書指西爾薩雖然並非反猶人士，卻在「強烈關注巴勒斯坦基督徒和其他巴勒斯坦人權利之時，有時丟失了他知道或應該知道作為被按立之牧師必須堅持的價值觀」。

西爾薩在提交給審裁處的書面答辯指，在猶太代表委員會作出投訴前的十年間，自己和同工一直受到恐嚇及騷擾，又指自己曾跟多個猶太組織合作，並有五位猶太人，包括兩名改革派猶太教拉比公開為他作人格擔保，其網站上亦列出了四十一位神學家、牧者、前宣明會高層等的證詞。他又指瑪利無視自己跟猶太代表委員會在 2012 年發生爭議後的協議，未有私底下跟自己聯絡處理不滿，是想打壓他的言論自由。西爾薩並指猶太代表委員會無視他其它大量公開讉責反猶主義的言行，是「雞蛋裡挑骨頭」。

他在答辯時引述了自己在《錫安基督兵團》的文字：「反猶主義必須得到明確的駁斥。然而，我們決不能混淆蘋果和橘子。反對錫安主義跟反猶主義是兩回事，儘管有人正試圖將定義擴闊。批評一個政治制度含有種族歧視成分不一定也是種族歧視行為。猶太教是一個宗教體系。以色列國是一個主權國家。錫安主義是一個政治體系。這三者並不完全等同。我尊重猶太教、譴責反猶主義、支持跨宗教對話，並捍衛以色列國在國際社會及鄰邦認可之邊界內存在的權利。」

西爾薩亦邀請了專門研究反猶主義的專家，猶太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Jewish Policy Research）創辦人萊曼（Antony Lerman）就反猶定義作證。 萊曼指出，以色列政府在國家成立初期，曾認為錫安主義已戰勝了反猶主義，但在八十年代後期面對越來越多的批評後，開始將支持巴人的政治和暴力行動與流散猶太群體的安全聯系起來，並曾制定以國家為首去打擊反猶主義的政策，然而隨後又因《奧斯陸協議》而擱置。

其後，和平進程未有進展，第二次起義爆發，以色列政府再次嘗試在反猶應對活動中尋求領導角色，並在 2005 年起成立新的「外宣」機構，商定「新反猶主義」的定義，且透過全球性及美國的猶太組織連繫其它跨政府組織，如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簡稱 OSCE）及大屠殺紀念聯盟，一起推廣「新反猶主義」。而以色列政府將重點放在三個具體目標之上：針對以國的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簡稱 BDS）；指責以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實行種族隔離的說法；指責以國是一個種族主義國家的論述。

審裁處目前並未就處分定案。判決書及西爾薩的證詞指他在 1983 年被按立為牧師，1997 年被任命為弗吉尼亞湖（Virginia Water）的主任牧師，在當地服侍了二十年，於 2017 年提早退休以成立和平使者基金（Peacemaker Trust）。他表示其時的吉爾福德教區主教（Bishop of Guildford）在收到辭職信後，曾向他表示感謝多年來的事奉並讚揚他對傳福音和社會公義非常熱心。西爾薩在聲明最後表示暫不會就此案發表任何其它言論，並正在祈禱及反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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