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羅夫曼（Moriel Rothman）
上月底，我到了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裡的兒童館。我站在那裡，讓那些名字、燭光和透鏡走進心內。又同時感到困惑、憂傷和少許打擊。
那天是 1 月 27 日，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我已經有五年沒有到過紀念館。我當日再到那裡的目的，是希望從那個把這裡扭曲得體無完膚的政治和土地爭奪風暴之中，尋回自己和歷史的一小部分。
當我想起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快將臨到時，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好了！ 又是一個可以讓以色列領袖們利用的機會，令全世界感到內疚並且不去譴責她的殖民區。」在讀過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 60 年代，那些關於大屠殺如何被利用來替以色列的不公行為辯護的著作，以及內塔尼亞胡早前在美國國會如何用濫用大屠殺來修飾他的演說之後，現在我每逢聽到「大屠殺」時，都會想起那些在以巴政治中，惹人討厭的風氣。
然而，把我帶到大屠殺紀念館的原因，卻是因為我意識到以巴問題已改變了我對大屠殺的看法。我對大屠殺被利用作為政治手段，去分散對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罪行的注意力一事上，感到非常沮喪。這些罪行不應，亦不需要和納粹的罪行比較，他們本身已經是夠不公和邪惡的了。
這種對大屠殺的新想法是非常有問題的。它的問題並不是在本質上—很多以色列領袖的而且確諷刺地運用大屠殺，去避開對爭議性政策的批評。問題是這個想法是第一個在大屠殺紀念日在我腦海裡浮現的想法。
我和很多猶太裔左派人士一樣，努力地嘗試了解巴勒斯坦人所受的痛苦，以及去理解軍事佔領所引致的苦痛，如何會導致相當大部分的人，會接納一個贊成用炸彈襲擊咖啡店和巴士，去攻擊無辜者的意識形態。
我可以自豪地說，在經過很長時間的探索和掙扎之後，我可以真摯地感受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痛苦，即使我並不支持暴力和集體懲罰的方法。
當我愈多了解到軍事佔領所引致的苦痛時，我就愈討厭那些「軍事佔領是糟糕極了，但……」的聲明。類似「軍事佔領是糟糕極了，但巴勒斯坦人也贊同可怕的恐怖主義活動」的聲明在某些情況之下是對，但在我看來亦同時是錯的，因為它們缺乏對他人所受的苦痛有真切的同理心。
所以當「大屠殺是很可怖，但它已被濫用為政治工具」成為第一個在大屠殺紀念日，在我腦海裡浮現的想法時，這是不可以接受的。這種想法削弱了我對同胞們悲慘經歷的同情之心，亦令我難以理解為何相當部分的人會傾向支持使用武力手段。
猶太裔以色列人的恐懼是真實的。它有時可能是無需要，又或者是被誇大了，但我們亦需要明白到，在近代的相當一段時間裡，當全球三分之一的猶太人被系統性地殺害之後，是可能會使人對中東某些領袖那種充滿敵意的反猶態度產生恐懼。
反猶主義絕對不是所有反對以色列的動力來源，但它亦沒有「和大屠殺一起結束」，並在某些場合裡仍然是需要非常認真面對的問題。
我將繼續強烈反對，那種把任何批評以色列的人視為反猶人士的思想，特別是那些合理化針對非猶太人暴力的觀點。但我亦希望打開自己的心，嘗試去理解那些引致這些想法，並非常真實的苦難。
我亦希望繼續抓住大屠殺的歷史意義，去加增我的同理心，去加深我對同胞、對生命的愛，以及對不公和暴力的厭惡。
如此我到了大屠殺紀念館，站在那裡，不是要比較或對照、不是要搜集資料或思考論據，也不是要作出批評或挑戰，只是單單見證和哀悼大屠殺對幾百萬人所引致的苦痛和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