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何看待以巴衝突?

於美國舉辦的支持以色列國集會(以色列外交部CC BY 2.0

筆者:廖斌洲

身為一個當代基督徒,每當看到關於以巴衝突的新聞的時候,心中必然充滿了複雜的情緒。因為平常在聖經當中所讀到的許多舊約經文,總是可以看到上帝對以色列這個民族的應許是以當今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為基礎;然而,這塊上帝的應許之地卻是當代世界衝突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矛盾之處通常在於:如果以信仰的角度出發,該執著於舊約經文中強調的「應許之地」,還是要學習耶穌以「愛」來同理受苦者的精神?若是前者,則可能傾向支持以色列;若是後者,則可能較為同情巴勒斯坦的處境。

我認為,在談價值和信仰之前,人們有必要先釐清一些事實,才不容易淪為盲目表態。

國際格局下的以巴衝突

當代以色列國家的建立,本身就是國際上權力政治的產物。無可否認地,在歷史上的南國猶大在西元前六世紀末期被巴比倫帝國所滅亡之後,以色列這個民族就不再擁有屬於自己的國家,2000 多年的時間裡面處於流亡(diaspora)的狀態。

19 世紀末期這個民族開始在歐洲出現猶太復國運動(Zionist),這個運動的一個支派強調透過政治上建立國家來達成,於是 1897 年由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瑞士巴塞爾成立「世界猶太復國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有計畫的推動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猶太復國運動在 1917 年英國發佈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得到了承諾。1947 年聯合國通過決議案,決議在巴勒斯坦地區實行分治。隔年英國結束巴勒斯坦的託管,現代以色列終於在該年 5 月 15 日建國。

以色列建國至今,以巴衝突從未止息,兩者之間也往往仰賴第三方的調停,歐洲和美國當然是最關鍵的調停者。值得一提的是,當前以巴衝突中最重要的爭議,其實是 1967 年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所取得的佔領區。其中,以色列早在 1982 年和平協議後將西奈半島歸還埃及,其在迦薩走廊的佔領區也已在 2005 年全面撤離軍隊和屯墾區。剩下的是:約旦河西岸(West Bank)、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以及東耶路撒冷。這當中又以東耶路撒冷的爭議最大:巴勒斯坦希望建國後以此為首都,但以色列卻認為整個耶路撒冷是該國不可分割的首都。

整體來講,近年來主要歐洲國家較為同情巴勒斯坦,並促進以巴雙方執行「兩國方案」,以國必須退出1967 年六日戰爭之後的佔領區。美國在小布希總統任內較為支持以色列,到了歐巴馬總統任內則呈現較為中庸的態度:支持巴勒斯坦建國,除了多次與巴勒斯坦領袖阿巴斯(Mahmoud Abbas)會面之外,也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直到 2011 年巴勒斯坦單方面向聯合國提案成為會員國才導致兩國關係惡化。

近期至少有三件以巴關係的新聞值得注意。首先,美國準總統川普宣布將提名律師傅立曼(David M. Friedman)擔任駐以色列大使。傅立曼長期以來和以色列的極右派有良好關係,他反對「兩國方案」。此外,傅立曼與川普及當前以色列納坦雅胡政權一致,主張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永久首都,美國應該將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川普就任總統後的美國,勢必將扭轉以往美國政府對以巴衝突的立場,走向親以色列鷹派政府的路線,以巴衝突是否加遽,值得觀察。

其次,2016 年 12 月 23 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了「第 2334 號決議文」,決議案指出,以色列在「1967 年起的巴勒斯坦佔領地,包含東耶路撒冷」進行的佔領行動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這項決議主要是由於美國棄權,才使得決議案以 14 比 0 的票數通過。從美國棄權也可以看出,歐巴馬政府不滿以色列鷹派政府的強勢作風,然而此舉僅具象徵意義,因為川普已明確表示反對此項決議案。

第三,在法國的主導下,2017 年 1 月 15 日,70 個國家的代表包括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以及歐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國家(以巴雙方的代表皆未參加),在巴黎舉行以巴和平進程的高峰會。與會代表重申對於「兩國方案」的支持,並警告雙方不得採取單邊的行動。會議目的在以國際壓力降低升溫的以巴情勢。然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卻不領情。

以巴衝突的問題,並非簡單的兩國衝突,而是牽涉到複雜的國際政治的角力。其中,在以巴關係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美國,由於猶太人對美國國內政治有極大的影響力,也使得美國常在以巴問題上呈現擺盪的狀態。

美國基督徒看待以巴衝突:分裂的態度

在影響以巴關係的世界強權當中,美國是最為特別的。儘管以任何統計而言,猶太人口都佔不到美國的 3%,但卻在美國的文化、政治和經濟領域扮演極為關鍵的影響力。此外,由於泛基督教人口在美國佔了大約 7 成,而基督教信仰在傳統上又和猶太教信仰具有一定程度的親近性,因此美國基督徒如何看待以巴衝突,也成了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的一項重要因素。

在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的報告當中,美國人整體對以色列的同情高於對巴勒斯坦的同情(分別是 54% 和 19%)。如果以宗教信仰作為區分標準的話,在以巴問題上「較為同情以色列:較為同情巴勒斯坦」的比例如下:整體新教徒是 66%:13%,整體天主教徒是 50%:18%。如果看新教徒的子群體,則白人福音派 79%:5%,白人的主流新教派 60%:14%,黑人新教徒 59%:19%。

至於天主教徒的子群體,則白人天主教徒 60%:14%,西班牙裔天主教徒 36%:25%。從這當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新教徒相較於天主教徒,更為同情以色列處境,在這些新教徒當中,又以白人的福音派最同情以色列。

目前,美國國內支持以色列最大的基督徒組織「基督徒團結支持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就是由福音派牧師哈吉(John Hagee)所主導,該組織宣稱有超過 300 萬的成員,致力於教育並促使美國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他們主張,從聖經的觀點,基督徒應該支持猶太人在中東的行動,包含對抗哈瑪斯、對抗伊朗,以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最後這點非常重要。

然而,與此組織相對的是另一個基督教組織:「中東和平教會團」(Churches for Middle East Peace),是由美國的正教會、天主教和部分基督新教教會所組成的一個教會聯盟,致力於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能夠朝向推動更平等和正義的以巴和平方案前進。該組織的中東政策主張和「基督徒團結支持以色列」幾乎是針鋒相對的,例如他們主張:實行可行的兩國方案、以巴雙方共享耶路撒冷、以國際人權公約為基礎推動以巴地區的人權、鼓勵中東衝突的去軍事化,以及確保中東地區的猶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能夠生活在一個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針對美國在聯合國「第 2334 號決議文」中棄權的行動,兩個組織的態度截然不同。前者譴責歐巴馬政府的不作為,認為這「不僅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也是站在上帝錯誤的一邊」。相對於此,後者早在聯合國通過該決議之前就曾試圖遊說歐巴馬政府,針對該決議文投下贊成票,雖然歐巴馬政府最後棄權,但該組織認為此舉已是一大進步。

從美國基督徒和基督教組織對於以巴衝突的分裂態度來看,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一種信仰,各自表述」的情境。

古代以色列到當代以色列:「權力政治」到「國際規範」

古代的國際秩序,運作的邏輯是以國力興衰為基礎的「權力政治」。古代以色列民族真正擁有自己國家的時間不超過 500 年:西元前 11 世紀,這個民族建立了強大的以色列聯合王國,但只持續了三代就分裂為南北兩個王國。北國以色列持續了 200 多年即被強盛的亞述帝國所滅,南國猶大則持續了 300 多年被巴比倫帝國所滅。後來猶太人又經歷了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和羅馬帝國所統治,這些時間以色列民族都是屬於被統治者的身份。

儘管在舊約聖經的記載中,上帝要讓以色列這個民族興衰的理由是「是否行公義」。然而,從更廣泛的架構來看,以色列之外的強權(從亞述帝國到羅馬帝國)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用來毀滅不敬虔與不公義的以色列國家。簡言之,國家的興衰,背後的動力是「上帝意志」,而「權力政治」則是「上帝意志」的展現。

到了 20 世紀後半葉,國際政治運作的邏輯,除了「權力政治」之外,又加上了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規範」。儘管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上半葉,是各國民族意識狂飆的年代,國與國之間憑藉的仍是政治、經濟、軍事等總體國力的權力競逐。然而,人類社會由於兩次大戰死傷無數的慘烈教訓,使得世界各國領導人之間逐漸取得共識,期盼從「權力本位」的年代邁向「人權至上」的年代,1948 年聯合國發佈的《世界人權宣言》就是這項共識的產物。

雖然當前國際政治仍充滿權力政治的角力,然而與「權力政治」相平行的則是出現在國際法典當中的「人權價值」。各國對他國進行威脅或干預的政治或軍事行動時,不能忽略國際法規範制裁的可能性。「上帝意志」的展現形式可能不再只是「權力政治」了,相對地,體現「人權價值」的「國際規範」更有落實「上帝意志」的可能性。

1948 年建國的以色列,屬於當代「民族國家」的形式,並非古代的國家形式,理應服膺於當代國際法的規範。根據 1949 年制定的「日內瓦第四公約」(Fourth Geneva Convention)第 49 條規定:「凡自佔領地將被保護人個別或集體強制移送及驅逐往佔領國之領土或任何其他被佔領或未被佔領之國家之領土,不論其動機如何,均所禁止。」

當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佔領區,是在 1967 年以阿六日戰爭之後所佔領的區域,包括了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以及東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大量移入以色列人民進入這些佔領區,同時限制或驅逐原來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措施,早已違反國際法規定,這點已是受到聯合國和主流的國際法專家所肯定的事實。

倘若以色列仍以上帝的「應許之地」作為其對佔領區域的強勢軍事行動作為理由,同時對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施行不人道的待遇,實在難以令具有人權意識的當代基督徒苟同。

前蘇聯藝術家 Evgeniy Vuchetich 所雕刻的「將刀劍鑄成犁頭」雕像,收藏於「聯合國藝術珍藏」(聯合國CC BY 2.0

中東是現代衝突頻率最高的區域之一,以巴衝突的新聞從不曾在國際新聞上短少過。自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以色列右派政府彷彿得到一位新的老大哥撐腰,近日由國會批准一項法案,允許以色列政府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上建立屯墾區。

此舉當然遭到巴勒斯坦當局強烈批判,認為這將破壞和平進程。有趣的是,在以色列國內,加入這場戰局的是該國的司法體系:由於以色列司法體系被賦予「司法審查」的權力,使得以色列高等法院裁定這項國會通過的法律「違憲」(unconstitutional),並下令拆除這些屯墾區的以色列人住戶。

以巴衝突的歷史問題實在過於複雜,我們已於上面簡略討論過。基督徒的觀點總是擺盪於兩極之間:一方面以「應許之地」的角度來看待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屯墾區的正當性,於是看到激進組織如哈瑪斯常以恐怖攻擊手段對付以色列時,便認為以色列的強勢回擊是合理的;然而另一方面,每當新聞出現以色列軍隊殺害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民,或在屯墾區對巴勒斯坦人民進行不人道對待時,又感到無法接受。

基督教錫安主義:支持現代以色列政治行動

由於基督教和猶太教在舊約經典上的重疊性,使得許多基督徒面對以巴衝突時,與現代以色列有較高的親近性,也較支持以色列政府的作為。然而這些觀念可能是受到許多基督教會對於聖經詮釋的影響,例如強調猶太人的「選民」身分、當前以色列是「應許之地」等,這都是當代的「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所強調的。在上面提到美國境內的「基督徒團結支持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就是這種思潮的代表團體。

「基督教錫安主義」的起源觀念和 19 世紀出現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有關,簡要來講,「時代論」強調教會歷史中的不同時代要分開來看;新約時代出現的教會和舊約的以色列人民是不同的兩個群體,儘管以色列人民拒絕耶穌的國度,但在末世到來時仍有得到救贖的可能。

英國國教派牧師 Stephen Sizer 歸納出幾點重要觀念:

  1. 超越字面的聖經詮釋:將聖經當中上帝應許給亞伯拉罕的土地視為現代以色列的土地。
  2. 儘管猶太人拒絕新約福音,但他們仍然是上帝的「選民」。
  3. 「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上帝給猶太人的應許之地是無條件並且永恆的,因此,應該積極支持猶太人重返聖地錫安。
  4. 支持現代以色列國家,因此,猶太人採取的軍事行動被視為是合理的。
  5. 由於以色列家園的「領土家園」(Eretz lsrael)是在聖經中就已受到上帝的應許的,所以,反對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屯墾區,也反對向巴勒斯坦人要求自主的訴求妥協。
  6. 耶路撒冷是猶太人永恆並獨佔的首都,因此,反對撤出東耶路撒冷屯墾區。
  7. 主張聖殿的重建,因此,摧毀聖城的清真寺是可被接受的。
  8. 對於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憎恨。
  9. 基於對於末日的焦慮,贊同以色列對於阿拉伯人發動的戰爭是「末日戰爭」。

不難發現,「基督教錫安主義」的最大特色是將現代以色列國家的作為都視為對舊約聖經中上帝應許的回應。其基礎是:作為上帝的選民,猶太人在救贖歷史當中有著高於其他民族的地位。既然上帝應許猶太人祖先一片「流奶與蜜之地」,則猶太人就有權用盡一切的手段去捍衛這片聖地。這些當代色列政府採取的強勢政治或軍事行動,都是為了完成迎接末日來臨前的人類行動。

然而,上帝的旨意真的是要當代以色列人透過這些具體的政治和軍事行動來展現嗎?若我們去理解猶太人近代思潮的脈絡,會更加清楚認識到:透過人類行動去建立起一個現世的、有形的現代主權國家,未必是聖經所直接啟示的「真理」,但卻是「現代性」的產物。「基督教錫安主義」所擁抱的價值理念,與其說是基於信仰的核心價值,不如說是「猶太復國主義」,而這根本上是一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

猶太復國主義:政治性高於宗教性

「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Zionism)興起於19世紀,是受到近代西方社會和文化變遷後所創造的「現代性」影響所致。

主要背景包括:首先,19 世紀歐洲盛行的民族主義開始強調打造集體認同的民族意識的重要性。長久生活於歐洲社會的猶太人也受到影響。其次,啟蒙運動以來,開始強調個人「主體性」在決定歷史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傳統猶太信仰當中「等待彌賽亞」、等待上帝自己完成救贖歷史的觀念,不再是猶太人的絕對信仰價值。相反地,靠著人類自己打造一個世俗國家才能推進歷史進程。

第三,歐洲社會出現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使得生活於歐洲社會的猶太人備感威脅。長久以來,生活於歐洲和中東地區的猶太人社群由於保有自己宗教文化上的獨特性,難以被所屬社會完全同化,於是逐漸受到所屬社會的排斥。「反猶主義」在 1894 年法國的「德雷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當中達到了高峰。

最早的一波「猶太復國主義」始於 1880 年代,鼓勵猶太人從東歐大量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區並進行屯墾,主張透過在當地建立經濟活動、社會制度,以及重建希伯來文化,讓猶太人得以在當地生活。這思潮影響了 1880 年代一直到一戰前(1914年)的兩次「移民以色列土地」(Aliyah)運動,一般將這思潮稱為「實踐猶太復國主義」(practical Zionism)。

第二波則是整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當中最關鍵,直接影響到日後的建國,即是上面提到的赫茨爾(Theodor Herzl)於 1897 年肇因於法國「德雷弗斯事件」的發生,而在巴塞爾召開第一次「世界猶太復國大會」(World Zionist Congress)。赫茨爾曾以德文寫作名為《猶太人國家》(Der Judenstaat)的著作,主張猶太人應該建立一個受國際承認的主權國家。他試圖說服各國領袖或政要支持猶太人建立起自己的主權國家。這是「政治猶太復國主義」(political Zionism)。

「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赫茨爾(Carl Pietzner

除了上述兩種主要的「猶太復國主義」,這個龐大思潮的其他分支還有:強調猶太人語言、文化和價值的「靈性猶太復國主義」(spiritual Zionism);將馬克思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帶入復國運動中,強調建立更為平等和正義的以色列國家的「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socialist Zionism);以及強調猶太人建國必須基於猶太教信仰,而以色列國家是作為上帝救贖計畫中的重要前提的「宗教猶太復國主義」(religious Zionism)。

1948 年以色列建國是這整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成功的高峰,但這也成為當代中東許多政治紛擾的主要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並非所有當代猶太人都認同「猶太復國主義」的理念。最主要的反對者即是屬於「猶太教正統派」(Orthodox Judaism)的猶太教拉比和信徒。「猶太教正統派」反駁「猶太復國主義」的最重要觀點在於:上帝救贖人類的計畫是需要等待的,而不是透過建立一個世俗、具體的主權國家才能完成。人類必須做的,是過好敬虔的生活,等待彌賽亞的到來。

美國「猶太教正統派」有個網站叫「真正的妥拉猶太人」(True Torah Jews),他們定期會從猶太教正統派的觀點對美國的中東政策和以巴問題提出看法。例如在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他們在給川普的公開信當中,呼籲川普總統勿將美國駐以大使館從台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因為那只會惡化衝突情勢。

在其他文章中,他們認為當代以色列國家的建立只是「猶太復國主義」試圖代表全世界猶太人的政治行動,而這種單一的政治認同未必受到所有猶太人的認可。此外,「猶太教正統派」認為近年的「反猶主義」實在是肇因於以色列政府對於周邊阿拉伯國家不友善的行動所致;只要以色列政府持續不善待境內阿拉伯公民,猶太人就會持續處於危險的境況中。

把刀劍鑄成犁頭,把鎗矛打成鐮刀

很明顯地,「猶太復國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源自近代歐洲啟蒙運動後一種要求猶太人集體自決的政治運動,它與猶太教傳統的關聯性,主要在於猶太人作為「選民」的獨特地位,以及上帝所應許亞伯拉罕的「應許之地」。

然而「選民」是否該是排他性的?聖經中的「應許之地」是否無條件被拿來應用到當代民族國家的脈絡下?「猶太復國主義」給我們的答案是近乎獨斷性的肯定句。怪不得「猶太教正統派」對於「猶太復國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批評就是:過度線性化、欠缺辯證性的思考,將當代以色列國家的建立視為通往救贖的最重要前提。

這種欠缺對信仰的本質進行深刻反省的政治意識形態,理所當然會遭到猶太人社群內部的批判和反省。「基督教錫安主義」無條件擁抱「猶太復國主義」價值觀念,同樣是一種欠缺深刻信仰反省的極右派政治意識形態,基督徒一旦明辨了這樣的觀念起源,便不應該隨之起舞。

我承認以巴衝突的問題確實相當複雜,因為巴勒斯坦內部的確有著如同哈瑪斯這樣激進的恐怖組織,動輒殺害以色列平民。以色列政府肯定可以國家安全的理由進行反擊;然而我們也不時發現以色列在屯墾區(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即及東耶路撒冷等地)對於巴勒斯坦人採取不人道的待遇。如果說哈瑪斯的行動違反人道,以色列政府的作為又與他們口中所稱的恐怖份子有何差別?

「自以為義」是耶穌時常提醒人們警惕的特質。路加福音 18 章 8~14 節中舉了法利賽人和稅吏的對比,前者自以為義,後者卻深為自己過去的錯誤認罪。在耶穌眼裡,真正的義人乃是那位稅吏。加拉太書 6 章 3 節,保羅也提醒道:「一無所有而自以為了不起的人只是欺騙自己罷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質是提醒人們自省。

關於以色列政府對於巴勒斯坦人的強勢軍事行動,我的出發點是:有權力者總是最應該節制使用權力的那一方。毫無疑問,以色列政府的作為肯定有國家安全的理由,然而以巴衝突的格局,自從 1967 年的六日戰爭之後,就一直處於以色列單方面優勢的狀況(無論在國際、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優勢皆然),巴勒斯坦人至今甚至連主權國家都不是。如果說舊約聖經所提供的古代猶太人歷史真能給我們什麼啟示的話,那就是:上帝不斷興起先知,提醒在眾多強權爭奪下的這個弱小民族,儘管政治和軍事上沒有優勢,仍然不能失去自己的信仰。

猶太人的歷史中,「亡國」的時間遠遠多於「王國」短短不到 500 年時間的數倍。再加上二戰期間納粹慘無人道的「大屠殺」(Holocaust),都令所有理解這段悲慘歷史的人痛心不已。然而,一個民族悲慘的命運不該是製造其他民族悲慘命運的藉口。曾作為弱小民族的以色列人理當明白其祖先被當成次等公民、甚至遭到屠殺的悲慘滋味,理當以同理心看待其境內的弱小民族。

在聯合國裁軍審議委員會的牆上,掛著彌迦書 4 章 3 節經文:「他們要把刀劍鑄成犁頭,把鎗矛打成鐮刀。國際間不再有戰爭,也不再整軍備戰。」這是先知彌迦預言上帝國度來臨時的景況。歷史的教訓告誡人類,以暴易暴將無法帶來真正的和平,國際間的政治角力也常是強權政治下的產物,但那掌握優勢權力的國家,理當作為實踐和平的表率,遞出橄欖枝。

身處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也應善用自己的影響力,用選票、用政治遊說、用經濟行動、用各種可能影響中東局勢的手段,向漠視人道價值的強權國家說不。

原文刊於「傳揚論壇」(上篇下篇),蒙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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