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質」與巴勒斯坦「囚犯」
《截擊報》:傳媒遣辭用句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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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馬斯就亞歷山大獲釋發布的宣傳照(半島電視台片段截圖)

擁有美國國籍的以軍士兵亞歷山大(Edan Alexander)近日獲釋,《截擊報》(The Intercept)指美國傳媒在報導時的遣辭用句持有雙重標準。

報導指,以哈戰事爆發後,美媒一般會稱以方俘虜——包括士兵——為「人質」(hostage),而巴方俘虜——包括兒童——則為「囚犯」(prisoner)。雖然兩種方式均代表「某人被強制囚禁」,但「囚犯」一詞帶有涉嫌犯罪或戰俘之意,而「人質」則會令人聯想起平民。

亞歷山大被哈馬斯武裝分子擄走時,正於鄰近加沙的以軍哨站站崗。不少美媒稱他為哈馬斯扣押的「最後一位在世美國人質」,很多未有提及他被捉時是軍人身份,並將他跟同被擄走的平民混為一談。

美籍巴勒斯坦政治評論員巴達爾(Omar Baddar)指,有關報導是傳媒中「反巴勒斯坦偏見」的最佳例子。他指傳媒未有提及關鍵的背景資料,例如亞歷山大「被捉時是外國軍隊的現役軍人」、在10月7日之前是「對加沙實施非法封鎖的以色列佔領軍」一分子。

巴達爾認為,傳媒談及亞歷山大時用的手法,與「成千上萬的巴人人質形成強烈對比」。前者獲得「人性化」的待遇及「深切關懷」,而後者在沒有任何指控或審訊下,被以軍圍捕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經常被殘害至面目全非甚至死亡,而美國傳媒卻對這些人不肖一顧。

報導指以軍長期任意拘留巴勒斯坦人——其中許多是平民,又在沒有指控的情況下將他們無限期監禁,而被囚的人很多時無法與律師或親屬聯絡,情況在10月7日之後變本加厲。而早前互換囚犯時除了有知名度高的巴人領袖獲釋,也有不少是被任意拘留的巴勒斯坦兒童。

根據以色列人權組織神之形象(B’Tselem)的資料,截至去年12月,近萬名被囚巴人中有三千三百多人是以「行政拘留」(administrative detention)之名被捕。巴人囚權組織「艾達米亞」(Addameer,阿拉伯話良知之意)指,在早前互換囚犯之前,有三百多名巴人兒童被關在以色列監獄之中。

去年中,打破沈默(Breaking the Silence)及神之形象分別發表收集到的證詞,指在史達締曼(Sde Teiman)等多個以色列拘留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發生嚴重的虐囚事件,有評論更指史達締曼有如美軍的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拘留營。

華盛頓阿拉伯中心(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資深研究員穆納耶爾(Yousef Munayyer)表示,被任意拘留的巴勒斯坦人通常是在晚間突襲時被以軍從家中帶走,又指美媒不會以人質稱之,雖然「他們就是人質」,認為傳媒有責任正確報導事實。

穆納耶爾又指,傳媒報導生於新澤西州特納弗利(Tenafly)的亞歷山大時,跟生於半小時車程外,新澤西州鞍溪(Saddle Brook)的拉貝(Amer Rabee)同樣形成強烈對比。十四歲的巴裔美籍人拉貝於今年4月在西岸被以軍射殺,而美國政府「沒有做任何事去要求為這位巴勒斯坦美國公民問責」、「是非常明顯的雙重標準」。

拉貝遇害之後一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剛好在白宮與特朗普一同接受記者提問,當時沒有記者提及拉貝遇害一事。穆納耶爾反問,假如下手的是其它國家政權,傳媒會如何報導,「假如美國官員不屑追究責任,又會受到多少拷問」。他指在巴勒斯坦人被非人化、以色列國凌駕法律之上的傳媒文化中,社會「已決定美國大眾必須接受等同於新聞瀆職的偏見報導,被製造的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以支持不符道德、戰略愚蠢,帶有相同成見的外交政策」。

報導又指,在亞歷山大獲釋幾週前,美媒全國廣播公司播映了普立茲評論獎(Pulitzer Prize Winner in Commentary)得主,加沙流亡文人阿布托哈(Mosab Abu Toha)的訪問。阿布托哈曾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質疑西方傳媒上述做法而被親以組織針對,要求徹銷將項。

他在回應其中一位主播質詢時反問,「為甚麼我們的苦難不被承認,為甚麼我們被稱為恐怖分子,為甚麼我們被稱為戰俘,而被綁架的以色列人卻被稱為人質?」他指自己和家人曾在以色列檢查站被任意拘留和毆打,「因為他們是以色列人所以就更有人性?而我的親人就被冠以囚犯並遭受酷刑?」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去年在報告中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所有責任承擔者,特別是作為加沙衝突方的以色列國和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在2023年10月7日及以後的拘留中嚴重侵犯和踐踏了生命權、自由權,免受酷刑和其它虐待之權利,以及強姦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如此種種也可能構成戰爭罪」。

阿布托哈訪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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