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旭暉
記憶中有人曾經說過，「我們對猶太人的歷史很熟識，但對巴人的歷史很無感」（來自記憶，未有筆錄，可能有誤）。
昨晚承蒙錯愛獲邀在城中讀書會替張翠容女士主講的「巴人的文學出口」做主持，在過程及答問環節中再一次體會到這句話的意思。
筆者並非文學人，思維曾經也許跟不少香港人一樣，非常現實：誰對誰錯、那方有理、責任誰屬，又或者，靠那邊站對自己最有利.……文學人將簡單小事化成長篇大論的能力，對想要知道「事實」、「歷史」的人來說，性價比往往不及數字、地圖來得實際。
自己首次接觸巴勒斯坦文學，是當年編著書籍時，為想要書內有不同聲音，特意去找他們所寫的東西，並無意中找到了達為希（達爾維什）的《牢房》。他在詩中描繪被困之人，身體仿如隨詩到處遊歷，而負責繫上枷鎖的人，卻反被囚於四壁之內。描繪的除了是個人，也許亦是在述說兩個民族的當代經歷。
以詩代表巴人聲音，也是想要告訴讀者，他們並非都是刻板印象中的好戰、恐怖分子，又或是「被宣傳」下懷著幾千年怨恨，終日只想要殲滅對方的未開化之民。
說到這裡，筆者也必須替猶太人說句公道話：他們並不是某些親巴人士眼中，都是與生俱來的殘暴貪婪之民。特別是以色列猶太人切身處地的恐懼，即管將政客們擺弄之因排除在外，仍是非常真實，不可忽視。我們需要有意識地嘗試走進巴人的心境，同時亦需有意識地走進猶太人的心境，這樣才可深入全面地認識種種。若然是有心想要為當地和平出一分力的人，如此去作在筆者看來更是必須。
納克巴後的巴人文學，就如講者所言，有著抵抗文學和流亡文學兩種特質，前者重建民族認同，後者反映流亡苦痛。無可否認的是，巴人的民族身份，在某程度上是對錫安主義的一種回應，俗啲講就是「迫出來的」。這不是說他們從來沒有與周邊阿拉伯文化相異之處——將所有說阿拉伯話的人打造成鐵板一塊，跟將所有會說粵／國／普語的人視為一模一樣，是簡單而又錯誤的認知。
民族身份是如何建構出來，人類學家已作過無數論述，各地各民也有其背景歷史。不論是猶太人、巴勒斯坦人、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台灣人、烏克蘭人……甚至乎香港人自己，不也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探索且仍在探索之中？
在《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中，巴爾古提對流亡之苦的描繪，並不煽情卻又令人感慨萬分。當然，他講述的大都僅是自身經歷，然而卻又不時能帶讀者從他的心窗走進宏觀大局，看到一整代巴人的流離故事，絕非僅是個人感覺良好的雞湯文。他的文字，有血有肉，確確實實的能令人對巴人的歷史有感。
到答問時間首位提問者發出的質疑：巴爾古提著寫此書，當中會否也想要作為巴人的「宣傳機器」？或許這就是人們多年耳濡目染後對巴人歷史無感的原因之一：他們所做一切都只是為自己博取同情、抵毀對方、不值一提。
筆者不是巴爾古提心蟲，無以得知他曾否這樣想，然而，筆者看到他的內心掙扎，也對自己同胞作出批評，絕非大外宣的一面唱好。再者，若然有人想要這樣去想，也需以同樣心態去看對家著作，不然就正正落入薩依德提出的東方主義之中（然而薩依德亦有其限制，他日有機會再談）。
或許，巴爾古提其實只是在書寫自己。又如另一位回應者所言，他可能就是為「人」而寫。
無論我們如何在知識之海浸沉，反覆論述討論，始終不免帶著自己的人生包袱，有著自己的盲點。文學人要做的，就是在天地之間坦然而寫，讓作品自己跟讀者對話，令彼此人生更加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