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旭暉
1976年，澳洲記者休斯（Richard Hughes）所著的香港故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修訂版出版。據休斯所說，書的名字是來自亞歐混血兒醫生兼作家韓素音（筆名）的一篇文章。然而，這句描述亦非韓素音自己所創，而是來自一位逃到香港的上海商人。
居無定所、活在時空中的巴爾古提，似乎無法對寄居之地、無法生根之處產生感情。他抱持的，是時空，是記億。對他和許多失去家園、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來說，自己所處都是借來之地，而且造成這種流離狀態的，亦不僅是納克巴與納克沙。當埃及總統沙特與以色列總理貝京簽定大衛營協議，有關當局就旋即將作者這位「涉嫌滋事份子」驅逐出境。當日秘密警察擅自打開作者家中的電視機，觀看沙特在以色列國會的演說，就像以行動告訴他，這裡同樣不屬於你。一日之內，巴爾古提就被迫妻離子散，到兒子懂說話後首次見面時還叫他作「叔叔」。更為諷刺的是，當日「篤灰」的，原來是巴人作家組織內的同僚。
與此同時，我們又不住見到，巴爾古提的家人、友人、同胞是如何互相扶持，挺胸抬頭地做人：特意請假去接待作者的朋友、有人離世時各人千方百計為生者減輕傷痛、堅持做人要對得住天地良心的哥哥、秘密為傷者進行手術的醫生，還有那些婦女——成立機構協助同胞維持生計、嘗試救助年青人免被捉走而亂認是對方母親、匿藏被通緝者7年之久……
就如作者所言，人生會在我們學習智慧與哀愁的過程中，教曉我們一把梳有百樣齒，一樣米養百樣人的道理。也如作者的太太所說，哀愁之時，有朋友相伴，會令擔子輕省一點。
另一方面，巴爾古提的視野，也實在令人敬佩。當作者在拉姆安拉接受電台訪問，主持問他：巴勒斯坦人豈非與眾不同？他卻反問，「究竟與誰不同？與甚麼不同？」
在他看來：所有民族都熱愛自己的家園，所有民族都會在必要時為自己的家園而戰。為正義而倒下的烈士，比比皆是。監獄和拘留中心擠滿了第三世界的戰士，阿拉伯世界在其中更是禍首。巴人受苦、犧牲雖未見盡頭，卻也不比其他人好，也不比其他人差。巴勒斯坦很美，其它的地方同樣很美。不同之處，差別所在，就是人民與國家的關係，「如果是充滿剝削、賄賂、貪污的話，國家形象自當受損」。
很多時，人為了搏取同情，往往避重就輕，放大對方不是，輕描自己之錯，又或美化自己、醜化他人。更甚者，視己為宇宙中心，而他者則為無物。如巴爾古提般有此體會又有意識地書寫，實不常見。
或許，是一次又一次的被迫遠離，令作者深刻領會到生命豈會如此簡單的道理。當所居之處都是借來之物，它們亦已無奈地變得不再重要。剩下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年青時建立的關係、哀傷時建立的關係、患難時建立的關係、處身異地時建立的關係、為著同一目標而建立的關係，以及盛載這些關係的時空與記憶。
（筆者謹在此向讀書會眾人的豐富討論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