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里阿弗納爾（Uri Avnery）
本文於 2012 年著寫，由於當地情況未有重大改變，除細節外所述論點仍然適用
5 月 15 日，當以色列國慶祝國慶時，她的阿拉伯公民卻在紀念「納克巴」的受害者——在後來成為了以色列國境的土地上，有一半的巴勒斯坦人集體逃離家園。
像過往每年一樣，這件事令許多人非常憤怒。特拉維夫大學容許阿拉伯學生舉行的聚會被極右猶太學生襲擊，而海法大學則乾脆禁止聚會進行。幾年前，以色列國會曾企圖定立可將紀念人士判監三年的「納克巴法案」，最後變成較溫和，只是對提及納克巴的機構收起政府資助了事。
「中東唯一的民主政體」可能也是全球唯一阻止她的公民紀念某一歷史事件的民主政體——淡忘已成為了國民的責任。
問題是，我們很難忘記「巴勒斯坦問題」的歷史，因為它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在以色列國成立了六十五年後，傳媒報導的新聞有一半是直接或間接跟這個問題有關。
不久前，南非政府下令在當地銷售、所有在西岸地帶殖民區生產的貨品必須被清楚標識。這個已在歐洲實施的措施被我們的外交部長利伯曼譴責為「種族歧視」行為（賊喊捉賊！）。其實，他們只是在響應我和我的以色列朋友在十五年前發起的杯葛行動。
新的聯盟政府宣布將會和巴勒斯坦人重新開始談判（而所有人都知這是一個空頭承諾）；一連串的謀殺及強姦案被歸咎於阿拉伯人（和非洲難民）；所有的埃及總統候選人都保證會為巴勒斯坦人出頭；以軍高層披露在敘利亞及伊朗有三千五百枚導彈，在真主黨控制的南黎巴嫩亦有成千上萬的火箭炮，隨時會因為巴勒斯坦問題射向我們。如此種種，日日如是。
錫安主義運動啟動了一百一十五年後，以巴衝突繼續佔據著我們的新聞媒體。
錫安主義的發起人採用「無民之地予無地之民」（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的口號（其實是一位英國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在更早前想出來的），他們相信在「應許之地」空無一人。當然，他們其實知道那裡有人居住，但錫安主義者是歐洲人，而在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全盛時期，有膚色的人——啡、黑、黃、紅、甚麼都好——對歐洲人來說不算是人。
當赫茨爾提出「猶太國家」的構思時，他心裡所想的並不是巴勒斯坦，而是阿根廷的某處。他打算把那裡的原居民趕走——當他們把那裡的毒蛇和危險野獸消滅後。
在他所著的《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裡並沒有提及阿拉伯人——但並非疏忽。當赫茨爾在撰寫該書的時候，他還未想過這裡。這裡的名字僅在最後一刻添上的一小章《巴勒斯坦還是阿根廷？》裡提及。
所以赫茨爾並沒有說過要趕走巴勒斯坦人，而這事在當時亦根本沒有可能。因為他正嘗試向奧圖曼蘇丹租借巴勒斯坦。蘇丹是一位「哈利發」，全球穆斯林的精神領袖，謹慎的赫茨爾才不會提出這個問題。
這亦解釋了一個看似奇怪的事實：錫安主義運動從來沒有對它最根本的問題提供答案——如何在別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這個問題至今未解。
但這只是假像而已。深藏在我們集體意識的邊緣深處，錫安主義一直都有提供答案。這個答案不言而喻，毋需思考。只有少數人有勇氣在公眾場合提出。它就像是烙印了在錫安主義運動，以及她的女兒——以色列國的「遺傳基因」之上。
這個基因就是：一個擁有「以色列全地」的猶太國家。亦即代表：堅決反對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家——無論在任何時候、這裡的任何地方、以任何代價。
當一位戰略家在策劃戰爭時，他先要弄清楚目的，這就是「主要目標」。所有其它目標就根據這個主要目標而定，有助達成主要目標的就可接受，無助達成主要目標的就被放棄。
整個錫安主義／以色列國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在「以色列全地」——這個介乎約旦河和地中海的地方——成立一個猶太國家。反過來說，就是阻止一個阿拉伯巴勒斯坦國家成立。
只要掌握這個要點，就能明白過去一百一十五年來的所有歷史。所有的曲折起伏、所有看似是矛盾或走偏之事、所有看似奇怪的決定就都變得顯見易明。
從高處俯視而看，整個錫安主義／以色列國的策略就像一條流向大海的河。當她遇到障礙時就繞過它，她有時流向左、有時流向右、有時甚至倒流。但她最終仍是以異常奇妙的決心朝向目標進發。
主導原則就是，在任何階段為盡可能爭取到的作任何讓步，但永遠不要讓最終目標遠離視線之外。
這個原則容許我們對所有事情作出讓步，除了一件：一個肯定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存在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國家。
歷屆的以色列政府一直用盡方法去打擊這個構思。從這方面看，本古里安——他和約旦國王阿卜杜勒秘密協定，阻止巴勒斯坦國根據聯合國大會 1947 年的決議成立——和貝京——他和薩達特簽定另一和約，令埃及從以巴戰爭中抽身——是沒有分別的。除此以外，當然還有梅爾的名言：「根本就沒有巴勒斯坦人」。歷屆的以色列政府根據這個邏輯作出了無數的決定。
《奧斯陸協議》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它亦沒有提及一個巴勒斯坦國家。當拉賓簽署了這項協議後，他並沒有趕於成立這一國家。相反，他似乎是被自己的大膽嚇倒、停滯不前。他猶豫、躊躇，直到那無法避免的錫安主義反擊重整旗鼓，並消滅了他的努力——和他的生命。
目前關於殖民區的爭鬥也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殖民者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巴勒斯坦國無法成立。歷屆的以色列政府都支持他們——公開或秘密地。殖民區當然是違反國際法，但很多其實就連在以色列司法下也並不合法，它們分別以「違法」、「非法」、「未經准許」等稱之。令人敬畏的以色列最高法院曾下令把其中幾個殖民區拆毀，但以色列政府卻沒有理會。
殖民者聲稱沒有任何殖民區是在沒有政府秘密允許之下建立。事實上，所有的「非法」殖民區都被迅速接駁到供水和供電網絡、都有專用道路為他們而建、都有以軍匆匆趕去保護它們——實際上以色列國防軍在很久以前已變成了殖民區防衛軍。律師和訟棍被僱用來沒收大批巴勒斯坦土地。其中一位著名的女律師發現了一條早已被遺忘、奧圖曼時期的法例——若果你從某村莊的邊緣大叫的話，所有聽不到叫聲的地方就是屬於蘇丹的。因為以色列政府是約旦政府的繼承者，而約旦政府又是蘇丹的繼承者，所以那些土地就是屬於以色列政府的，然後她就把這些土地轉交給殖民者。（這不是一個笑話！）
當以巴衝突好像是中場休息、風平浪靜的時候，其實它正在唯一重要的戰場——殖民區——激烈地進行。其它所有的都是其次，就好像以色列攻擊伊朗的恐怖前景。正如我一直以來所說的——它永不會發生。它是那眾多把視線從唯一的和平出路——兩國方案——轉移的其中一個方法。
忽略巴勒斯坦建國的結果將會是甚麼？邏輯上，它只會為介乎約旦河和地中海的地方帶來一個種族隔離（apartheid）的國家。長遠來說，這是站不住腳的，到最後只會帶來一個對絕大部分以色列猶太人來說不可接受、以阿拉伯人佔大多數、由兩個民族組成的國家。那麼，還有甚麼出路？
那唯一可以想像的方法，就是把所有阿拉伯人轉移到約旦河的另一邊。在某些極右圈子裡，有人正公開談論這個方法，而約旦王室對此則非常懼怕。
人口轉移已經在 1948 年發生過。它是否故意的至今仍是一個辯論題目。在戰爭初期，它的而且確是有軍事上的需要（並且雙方都有進行）。到後期，人口轉移變得愈來愈有計劃。但重點卻在於戰事結束後難民不被允許回到家園。相反地，某些村落是在更晚的時候才被清空和摧毀的。每一個人都在「主要目標」的無形指令下行動，它已深深烙印在我們的集體意識，並不需要任何明確明令。
但 1948 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世界已經改變了。大家曾容忍大屠殺後的勇敢小以色列國所做的，卻不會容忍強大、傲慢的以色列國在將來再做一次。今天，它是一個白日夢——就像另一邊那些類似夢想一樣——有一天以色列國會不知怎的從地圖上消失。
這代表著種族清洗——兩國方案之外的唯一方法——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主要目標」已走進了死胡同。
有很多人說過，以巴衝突是一個無阻之力與不動之物之爭。這將支配著我們和我們後代的生活。
除非我們做一件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去把「主要目標」——我們國家一直以來的主導原則，用一個新的國家目標取代：和平、共存，和以色列國與巴勒斯坦國之間的和解。
注：「納克巴」（Nakba）為阿拉伯文災難之意。
已故的筆者是一位和平分子、記者、作家，以色列「和平聯盟」（Gush Shalom）的創辦人之一。他曾擔任新聞雜誌的出版人及主編，並三屆以色列國會議員。他生於一個德裔猶太家庭，1933 年移居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國成立前曾是地下組織成員。1948 年戰爭時，他在以色列軍中服役期間嚴重受傷。2018 年辭世。
原文刊載於《聖地：關於以巴問題的寫作與照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