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伊蒙德（Munther Isaac，信義會伯利恆聖誕堂及撒可鎮堂牧師）
訪問：老旭暉

問：您好，不少香港和台灣人都認識你，但亦有很多是不認識的，我可以請你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嗎？

答：我叫伊蒙德，我是一位巴勒斯坦基督教牧師。我牧養信義會在伯利恆和撒可鎮的教會，一共三批會友。我也是伯利恆聖經學院的教務長。本來我是讀土木工程的，在學時非常投入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的活動。完成學士學位後我開始在美國進修神學，然後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我在2005年以神學家的身分加入伯利恆聖經學院，並自2016年起在信義會擔任牧養工作。

問：自10月7日以來，我們看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發生了可怕的事。而你一直非常大膽敢言，曾宣講一篇名為《上帝在加沙瓦礫之下》的道。很多時，對基督徒來說，對很多牧師來說，他們認為我們不應觸及任何政治議題，但你似乎有不一樣的取態，為甚麼？

答：我們對巴勒斯坦地的實況一向都是大膽敢言。我們面對以色列國種族隔離政權及軍管我們土地帶來的困難。這並非甚麼新事，我們一直都有講論。特別是因為聖經被用來作為支持欺壓我們同胞的工具。

所以，多年來我們都在哀嘆全球無數教會採納了一種支持錫安主義的神學理念。但事實上，對我們巴勒斯坦人來說，錫安主義代表的是一種欺壓人的政權。我們經已講過、寫過，但我們也實在非常坦率敢言，特別是戰爭爆發後。由於（以軍）正在加沙大開殺戒，千千萬萬的人經已被殺，數以百萬計的人在全球注視下流離失所。這跟「講政治」無關，這是關乎人性，這是關乎強調每位戰爭受害者身上都有耶穌的形象。特別是巴勒斯坦人，因為現在世人似乎不介意他們被殺，好像巴勒斯坦人不算是人。

我認為這是我們有信之人的義務，在面對不公、暴政、種族滅絕之時不應閉口不言。而這次種族滅絕更是在眾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發生，而且聖經又再次被利用來支持種族滅絕的行為。我認為這是正在加沙發生之事令我們——巴勒斯坦基督徒感到極為不安的原因：很多教會領袖以神學理由支持戰爭、支持殺戮、支持（令加沙人）流離失所，並說成好像是無法避免之事。然後他們提出神學理由，就是，你知道的——上帝把土地給了猶太人，所以他們可以這樣做，或以過去76年同樣的做法繼續閉口不言。

有些人認為這是參與政治，我並不認同，這與政治根本無關，我認為這是在映照上帝因大規模殺戮而被破碎了的心。就在此時此刻，已經有超過一萬五千名孩子（被殺）。你能想像嗎？在眾目睽睽下有一萬五千名兒童（被殺），而世上似乎沒有人認真地想要阻止，這就是我們一直大膽敢言的原因。

問：為甚麼教會對太批平民和婦孺被殺閉口不言？你提到這與神學有關，能否再詳細解釋一下？

答：我們為許多人並未閉口不言而感恩，也為逾來逾多人與我們一起抗議而感恩。遺憾的是現在已經太遲，因為許許多多人經已被殺。而教會閉口不言——甚至成為共犯——的原因林林種種。其一是基督教錫安主義神學，它總是把「以色列」視為好人，將猶太人和錫安主義意識形態升上神枱，看他們好像比其他人優越或擁有特權。你知道，假若他們是被揀選了的，假若他們是被上帝以特殊方法所用，然後（他們做任何事）都是可以的。

這種做法將現實扭曲，將某些人打造成好人，將某些人打造成壞人，卻無需知道實際發生了甚麼事。我們留意到大部分教會對加沙戰爭的反應，就好像一切都是從10月7日開始，所以他們譴責哈馬斯，他們譴責10月7日。當然，我們必須譴責殺害無辜平民和孩童的行為，我完全明白。但這場戰爭其實已經有76年歷史，當中有它的背景，並且有系統、持續性的欺壓壓迫，多年來已殺死了千千萬萬的巴勒斯坦人，又令到數以百萬計的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你為甚麼要對此閉口不言？為甚麼只針對10月7日？這背後的原因又是基督教錫安主義神學。

另外有些人不喜歡參與跟祈求和平以外有關的政治之事。但當不公、暴政、欺壓是如此滿盈，而你的反應就是祈求和平，你實際上是在幫助欺壓人者和侵略人者。有時我們需要是就說是，特別是在這場戰爭中，以色列國所犯的是多年來不斷再犯的戰爭罪，例如種族隔離、歧視行為、以色列國實實在在針對巴勒斯坦人的行為、日復日地剝奪我們的權利。在這場戰爭爆發前就已經是這樣，不僅是在加沙，也在西岸地帶。你不能對此閉口不言、視若無睹，又期望會相安無事，無任何後果。

你知道，我們身為巴勒斯坦基督徒，希望（同胞們的）反應會是非暴力抵抗，而我們也不認同暴力行為。但我想提出的是，你不能要求或期望人們受到欺壓後卻無所反應，這就是我的看法。

總括來說，欺壓行為會惹來反彈。假如你只針對（被欺壓者）的反應而無視環境歷史脈絡的話，那就是問題所在。故此，基督教錫安主義神學多年來的薰陶，長年只去祈求和平，沒有意識到根本沒有衝突，而是欺壓壓迫，巴勒斯坦人受到欺壓之邦有系統地壓迫，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也是為何教會會作出如此反應。

問：當傳媒報導以巴問題時，有時會將它描述為猶太人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你對此有甚麼看法？

答：這肯定不是一場宗教衝突，這不是宗教衝突，這種說法不對，而且具欺騙性。這裡有的是政治問題，而且並非僅是政治問題，我們面對的問題正確來說是殖民主義。正在抵抗錫安主義運動和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並不是因為他們討厭猶太人。我們反對的是自己的土地被殖民，我們正在回應76年的種族清洗。以色列國並非在無人之地上建立的，那些在廿世紀初從歐洲到這裡來為猶太人建立家園的猶太錫安主義者，是將自己的家園建立在別人的土地上，這是事實。

巴勒斯坦人生生世世代代在這裡生活。事實是數以百計的巴勒斯坦城鎮和村落被徹底摧毀後，以色列國才能成之為國。事實是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人變成難民，這才是衝突的源起。事實是巴勒斯坦人被剝奪權利經已76年。它並不是因為原本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猶太人和穆斯林互相攻擊，這並非事實。將問題描繪成宗教衝突符合某些人的利益，特別是在當下。有些人將世界以善惡劃分，猶太基督教傳統就是好，而伊斯蘭教就是惡。這符合某種意識形態，某種將問題描繪成是宗教衝突的看法，但事實上這不是宗教衝突。

我再重申，問題是巴勒斯坦被殖民，而且巴勒斯坦人今時今日仍被有系統地剝奪應有的權利。

問：我們轉換一下話題。你寫了好幾本書，而最新的一本是《牆的另一邊》。這本書所說的是甚麼？你想透過這本書實現甚麼？

答：《牆的另一邊》是我目前最新的英文著作，我之後還編輯過其它書。《牆的另一邊》是關於巴勒斯坦基督徒在隔離牆後面對的現實和經歷。就在此時此刻，有一堵醜陋的隔離牆正在分割我們的土地，將我們的生活窒困在一塊塊區間之間。

舉例來說，伯利恆就被窒困在殖民區和隔離牆後面。我在書中嘗試述說活在牆後是怎麼的一回事，那實際上是怎樣的？生活在軍事佔領底下是怎樣的？

而我在書中亦指出，身為巴勒斯坦人，我們在西方基督徒眼中和所獲得的待遇也有如生活在牆的另一邊。這堵（心）牆在混凝土牆建成之前就早已存在，我們好像不曾存在一樣，被歧視、被推到一旁。你想想那些像「無人之地」的說法，這就是描述我們土地的方式，好像我們是隱形的、不存在的。隔離牆在當下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蓋住我們，將我們推入裡邊。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將我們的生活窒困成一塊塊區間之間。

我不但在書中闡釋生活在佔領底下是怎樣的一回事，亦闡釋活在這種神學和態度底下是怎樣的一回事。這種神學在看我們的土地時只看得見以色列國和猶太人，它看不見巴勒斯坦人，並將我們排除在宣教事工之外，而教會工作亦與我們無關。有時甚至會不當我們是人，無視我們或攻擊我們巴勒斯坦基督徒。

我們被許多宣教會議拒絕或撤銷邀請，我們因著巴勒斯坦人的身分遇上問題，令你以為上帝也歧視巴勒斯坦人一樣。它令到福音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是個壞消息，至少有些巴勒斯坦基督徒曾這樣說。所以我嘗試透過故事，透過分析這種無視我們的神學，透過解釋政治現實（去闡述我們面對的問題）。

這本書首先論及上述種種，然後嘗試闡明我們在牆的另一邊是如何理解聖經，我們如何在世界的另一邊認識上帝，我們如何在耶穌內找到盼望及安慰。那位伯利恆之子，與我們一同生於世上，來拯救我們，向我們展現上帝之愛的，我們如何理解這一切？福音如何能實實在在的成為我們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好消息？這就是我在書中想要闡述的。

問：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華人基督徒來到我們稱之為「聖地」的地方旅遊，但來探望「活石」——就是這裡的基督徒——的人卻不多。對想真正深入瞭解這裡情況的弟兄姊妹們，你有甚麼建議嗎？

答：首先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朝聖的意義，你為甚麼要來這裡？如果你想要在這裡經歷上帝，上帝是活在建築物裡面的嗎？這一點很重要，我知道，當人們到訪此地時會是如此震撼。那些聖址，歷歷在目，這些我都明白。但這裡其實遠不限於此。

事實上，根據聖經記載，上帝是活在人和人心中間。你會在人群中發現他，述說這片土地故事的，就是其上之人的生活。所以我們很難接受每年全球各地有千千萬萬的人前來，當然也包括來自中國的人，卻當我們是不存在的一樣。他們經過我們的城鎮，卻不跟我們對話，他們不理解我們的生活現況，他們不理解巴勒斯坦人面對的苦痛。我問自己，這是在追隨耶穌的腳蹤嗎？

因為這就是人們前來這片土地的原因，他們想要追隨耶穌的腳蹤。但現實是耶穌從來沒有去走訪遺址，他總是走在人群中間。所以追隨耶穌的腳蹤意味要認識人、聽故事，表達愛和憐憫，在受苦之人身上體驗到神的同在。我們當然很高興你們前來，在我們的土地上參觀聖址。但也請撥出一些時間，與這裡的基督群體交通。請撥出一些時間與我們一起祈禱，在主日與我們一起敬拜。看看我們的事工，看看我們正實實在在地做的事。聆聽我們的故事，聆聽我們的苦痛，聆聽我們這個群體正面對的掙扎。聆聽我們有何盼望，聆聽我們如何經歷並努力實踐的願望。

正如我過往所說，你在哪裡能更多的經歷上帝呢？我一直以來的答案都是：假若你願意經歷上帝更多，去難民營，去受苦之地，這就是人與上帝相遇的地方。至少，我們邀請您擴張朝聖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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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東迪克（Anton Deik）

數月前，當時我們一家還住在英國劍橋，我們決定去倫敦市中心最欣賞的教堂參加主日敬拜：這是一所曾經對全球福音運動有著巨大影響的著名堂會。我們到那裡去，是為了曾經——並仍然——令我們非常沮喪，在加沙發生的種族滅絕中得著鼓勵。

那天是宣教主日，教會邀請了一位外來講員。他的講道與聖經翻譯有關。令我驚訝的是，講員竟多次提到加沙！然而，她卻被用作會分散教會完成宣教使命注意力的例子。不但如此，令我們驚恐的是，加沙竟然與泰勒絲（Taylor Swift）和特朗普——那週的新聞人物——相提並論。講員訓誡教會要繼續專注於宣教使命，而基督徒不應為「屬世的事」分心，就如加沙、泰勒絲和即將來臨的美國大選。相反地，教會應該忙於神國度的工作（對他來說主要就是翻譯聖經）。

可想而知，他的講道令我們感到震驚。這位基督教傳道人怎麼能輕率地漠視人類苦難——國際法院認為在加沙可能正發生「種族滅絕」？他在講論甚麼使命？或許，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位傳道人完全無視現實，即他所屬的教派 ——西方福音派教會——從起初就在為錫安主義遷佔殖民（settler-colonial，或譯定居殖民）計劃提供至關重要的神學支持。就如研究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學者所言，假如沒有西方福音派（特別是英美福音派）的神學和行動，錫安主義的遷佔殖民計劃不會成功。自10月7日以來，無數西方福音派人士亦不遺餘力地在神學上支持以色列國對加沙發動戰爭。

然而，就在我們以為是盼望之塔的教堂裡，聽著英國福音派領袖漠視巴勒斯坦人苦難，並完全無視福音派在合理化這一苦難的巨大責任。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宣教主日！！

因此，為回應這種變歪且可悲地受無數福音派人士接受的宣教學，我將在以色列國於加沙實施種族滅絕的背景下提出我對宣教學的反思。我將分成兩步：首先，我將論證基督教錫安主義那扭曲了的上帝觀正在攔阻福音工作；然後，我將提出三點建議作為前路的方向，著眼於：I）宣揚上帝的良善、II）呼籲作出悔改、III）為公義而努力。

一）基督教錫安主義與對上帝的認知

35年前，巴勒斯坦神學家乃念阿迪克（Naim Ateek）指出了基督教錫安主義最危險之處。他在1989年寫道：「在神學層面而言，今天在西岸和加沙土地上的政治衝突跟我們如何理解上帝本質有著莫大關係」（#1）。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影響不僅是神學問題（影響著我們對上帝的認知），也影響著宣教學。基督門徒奉差遣的重中之重，是以言與行向世人宣揚上帝的良善、公義和仁愛，就如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一樣。

然而，這一簡單而有力的宣告與基督教錫安主義卻毫不相容。我指的不僅是時代論派（dispensational）的基督教錫安主義，也是各種用來支持錫安主義遷佔殖民計劃、或軟或硬的神學理論：由時代論到自由派，又包括不斷演變的後大屠殺（post-Holocaust）和後替代主義（post-supersessionist）神學及釋經。此等神學既不宣揚上帝的良善，亦不宣揚上帝的仁愛，更惶論上帝的公義和公正。相反，此等神學宣告上帝是種族主義者。這一指控雖或嚴重，但我並非在打稻草人。需要提出反證的責任在於錫安主義神學家：他們需要告訴我們，特別是在耶穌基督到來之後，上帝是否仍能與某一特定民族或種族有著特殊關係——包括將別人所居之地賜予他們——卻又是一位公正公平的上帝，不帶種族歧視。上帝何以會偏待某民某族，特別是在耶穌基督到來之後？

錫安主義的神學問題不止於此。此等神學被用來為種族清洗巴勒斯坦背書，令上帝成為支持殖民主義、欺壓壓迫和大肆殺戮的上帝，而非公義與仁慈的上帝。借用拉赫（Mitri Raheb）的話，基督教錫安主義的神學論述，一直為以色列國自1948年起欺壓和屠殺巴勒斯坦人的戰爭機器提供了「軟件」。再者，如上述所言，這並不限於基督教錫安主義中的基要派，拉赫在其著作《解殖巴勒斯坦》（Decolonizing Palestine）中提到，主流及自由派的西方神學家及教派同樣如此（#2）。舉例來說，著名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於1962年將以色列建國描述成上帝對亞伯拉罕後裔信實的印記。同樣地，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於2015年出版的書中寫道：「跟許多改革派和福音派基督徒一樣，我為化身成上帝選民的以色列國之建立和興盛獻上了感謝（並將繼續獻上）」。這些著名神學家所慶祝的以色列建國，正是巴勒斯坦的「災難」（Nakba）和種族清洗——超過七十五萬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園、五百條村落被毀，並對巴勒斯坦人實施了不下廿四次屠殺。除神學家外，以色列建國同樣也受到主流教派的讚頌。1970年，荷蘭改革宗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大會發表聲明，認為以色列建國實現了亞伯拉罕盟約。1980年，德國萊茵河新教教會（Evangelische Kirche im Rheinland）也發表過類似聲明。在主流教派中其中一次新近發生之事，是2023年10月16日由聖經文學學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發出，對以色列國的支持。

在福音派中，自10月7日以來，我們看見那些在神學上並不算是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人將神學和聖經武器化的可怕浪潮。例如，《今日基督教》的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於2023年10月7日發表，為以色列國辯護的文章中首先聲稱「我們相信上帝的應許在基督裡，而非1948年《以色列獨立宣言》中實現」（#4）。然而，摩爾繼而為以色列國的戰爭機器提供了所需的神學軟件，其中主要引用「義戰論」（Just War Theory，或譯正義戰爭論）及〈羅馬書〉十三1-4。

摩爾引用〈羅馬書〉十三章的行徑值得簡短回應一下，該段經文是用以支持帝國主義和殖民暴力的經典文本，從而將上帝描繪成欺壓人而非公義良善者。摩爾的觀點是，以色列國就像保羅鼓勵基督徒順從的羅馬政權一樣，有使用利劍懲罰巴勒斯坦人的神聖權利。

摩爾正正就用了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家博夫（Clodovis Boff）警告過要小心的幼稚釋經（博夫稱之為「對應詞語」釋經﹝correspondence of terms﹞）。根據這種釋經，釋經者玩弄一種試圖將古代世界之事與當下世界之事互相匹配的遊戲（而我們所有人——包括處境神學家和解放神學家——都應對這種釋經有所警惕）。

摩爾設法將保羅鼓勵身在羅馬的基督徒（他們應該是羅馬公民）服從的民事政權與現代以色列國劃上等號。然而，我們從上文下理中可以看到，〈羅馬書〉十三章並不適用於壓迫性制度，例如具遷佔殖民性質的種族隔離。保羅在〈羅馬書〉十三3-4中這樣論證：

作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ἀγαθόν ἔργον）的懼怕，而是要使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只要行善（τὸ ἀγαθόν），你就可得他的稱讚；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

我們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經歷和當地現實全然否定摩爾將〈羅馬書〉十三章套用在巴勒斯坦處境的做法。以色列當局所作的並非如保羅所說，相反地更是使行善的懼怕。保羅說「行善（τὸ ἀγαθόν）」，「你就可得（當局）的稱讚」。我們許多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行善，但以色列當局卻使我們懼怕。過去兩月，我的父母一直叫我不要來伯利恆參加「基督在檢查站」（Christ at the Checkpoint）會議。他們為我感到懼怕，而他們的恐懼合情合理！他們知道以色列當局是如何逮捕及虐待備受敬重的巴勒斯坦學者娜迪婭教授（Nadera Shalhoub-Kevorkian），她被關押在尿液和蟑螂處處的地方、被長期審問、忍受謾罵和恐嚇、被剝奪睡眠，同時未能獲得必需的藥物。我的父母和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樣，看到以色列軍人如何冷血地射殺希琳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他們看到以色列狙擊手如何射殺走在加沙聖家堂內的娜赫達（Naheda Anton）和女兒薩瑪爾（Samar）；他們知道以色列軍人是如何在沒有逮捕令亦沒有提控的情況下，在西岸的比爾澤特（Birzeit）用槍指著菈欣（Layan Nasir）將她從父母家綁架；他們知道以色列軍人是如何冷血地殺害在傑寧街道上玩耍，八歲的亞當古勒（Adam al-Ghul）。這些例子不勝枚舉。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權與保羅所說的民事政權毫不相干。保羅說，這些掌權的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堅拒任何暴力行為，亦從未向以色列軍人扔過哪怕是一塊石子，然而我未曾從以色列當局得到任何「益處」。相反地，我被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權懲罰，被迫離開家園祖地，直到7年後的今日，我仍不能和家人一起在伯利恆居住。

總括而言，摩爾的論點和對經文的濫用毫無根據。而這就是將聖經經文變成殖民主義武器，扭曲上帝形象的問題所在。它就像一個氣球，只需一根小針就能使之洩氣。簡而言之，〈羅馬書〉十三章並不適用於種族隔離和種族清洗的處境。在這些情況下，作出抵抗和保護那些被強權欺壓的人才是正常。而達成這些目標有兩種方法：一）使用暴力（我想假如摩爾等人是巴勒斯坦人的話，他們就會選擇這樣做）；或二）使用耶穌非暴力抵抗的睿智倫理。身為巴勒斯坦基督徒，我們繼續完全委身於後者，正如我們在《呼籲悔改》（Call for Repentance）中所寫的，「我們強烈呼籲西方基督徒在這事上與我們站在一起」。

遺憾的是，既悲且恐的現實是摩爾的文章以及《今日基督教》隨後發表的許多其它文章，為國際法院認為「可能」（plausible）正在加沙發生之種族滅絕提供神學支持。我未有親自跟摩爾對話，不清楚他的思維，但我與劍橋大學某位有份量的聖經學者討論良久，他的觀點與摩爾非常相似，甚或完全一樣。令我震驚的是，當這位劍橋學者對正在加沙發生之事瞭解得越多，他就更著力為以色列國辯護。到最後，這位學者甚至認同巴勒斯坦人公布的死亡數字：在加沙有三萬五千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其中包括一萬四千名兒童，而七成的死者是婦孺。然而，對這位學者來說，加沙人被殺都是合理的！他們的死符合「義戰論」！

對巴勒斯坦基督徒來說，我們很難理解這些學者和神學家如何自詡為真正追隨耶穌的人，卻又支持以色列國在加沙所犯的屠殺和戰爭罪行。要知道，在巴勒斯坦，我們說الدين أخلاق（宗教之本在於道德倫理）。我們巴勒斯坦基督徒從襁褓中就開始接受耶穌的倫理教育，尤其是登山寶訓（八福）。作為一位在天主教學校成長的小朋友，我那時對《聖經》知之甚少，從來沒有人告訴我亞伯拉罕和大衛的故事，但我卻知道〈馬太福音〉五至七章在說甚麼！當我上信義會辦的高中書院時，非暴力抵抗是我們的課程之一。對巴勒斯坦基督徒來說，「愛你的鄰舍」和「愛你的敵人」是群體印記。我不是說我們是完美的一群，但對我們來說，耶穌的愛之倫理就是基督徒之所以為基督徒的原因！這是我們與別不同之處！因此，我們很難理解為甚麼有些西方基督徒可以追隨耶穌，卻未有亟為認真地看待他的教導和道德教化。

因此，綜上所述，當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利用某種形態的錫安主義神學、「義戰論」或〈羅馬書〉十三章，去支持以色列國侵害巴勒斯坦人，他們亦正從兩方面打造上帝的形象。首先，這些神學家有意或無意地將上帝描繪成一位帶有種族偏見的部落神，他偏袒猶太人過於巴勒斯坦人到一個地步，將巴勒斯坦人的家園賜予錫安主義者。其次，這些神學家把上帝描繪成一位軍閥——一位可以接受巴勒斯坦人被屠殺的神。不僅如此，透過將以色列國對加沙發動的戰爭描繪成正義之事（義戰論），這些神學家也在宣告種族清洗和種族隔離是上帝公義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無需多說，這種將上帝和公義殖民主義化的行為，與上帝透過耶穌基督所體現的毫無關係。因此，錫安主義所理解的上帝與耶穌福音所宣告的毫不相容——福音的核心是宣講上帝對全人類的良善與仁愛。

二）道在向前：上帝的良善、悔改和公義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怎樣在宣教學上對種族隔離和死亡神學作適切的回應？我會提出三方面的建議：I）宣揚上帝的良善與公義；II）呼籲基督教錫安主義神學家悔改；III）為公義努力。

I）宣揚上帝的良善與公義

我在某西方宣教機構工作時首次接觸到基督教錫安主義，當時我的反應是大聲疾呼：父啊，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弟兄姊妹，基督教錫安主義玷污了上帝之名。因此，任何愛上帝並熱心於上帝之名的人都應大聲、清楚地宣告，如〈申命記〉所說：「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不看人的情面」（申命記十17）。又如摩西之歌宣告，「他是磐石，他的作為完全，他一切所行的都公平；他是信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直」（申命記卅二4）。這節經文我最喜愛的譯法來自十世紀的埃及拉比法尤米（Saadia ben Iosef al-Fayyoumi）之手。在他的《妥拉》猶太阿拉伯語譯本中，法尤米將申卅二4的後半譯為هُوَ العدل المُستَقِيمُ（他就是正直公義）——上帝不僅公正，他本身就是正義。

上帝不偏私、上帝是公義的證據就在《聖經》新舊兩約，並最終體現在耶穌基督身上。儘管如此，某些西方神學家還是忍不住要用種族和國族主義的角度來理解舊約。這些神學家認為舊約中的以色列憑著他們心目中的神聖權利，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生活為代價而建立的民族宗教國家中得以延續。遺憾的是，基督教錫安主義神學家不明白何謂《聖經》中的揀選；他們看不到希伯來聖經中的以色列，是由多個民族組成的群體，其目的是要向世人展示上帝的公義。他們也不理解耶穌在基督教新約中的顛覆性核心地位。因此，請容許我在此與大家扼要地分享我們在基督教初期對《聖經》揀選和耶穌之位的理解。

上帝為甚麼揀選亞伯拉罕？不是因為他的瞳色，也不是因為他的膚色。根據〈創世記〉十八19，上帝揀選亞伯拉罕，「為要叫他命令他的子孫和後代家屬遵行耶和華的道，秉公行義」（צְדָקָה וּמִשְׁפָּט；δικαιοσύνη καὶ κρίσις）。

你看，舊約中的以色列建基於出埃及事件和摩西之約。〈出埃及記〉十二38告訴我們，來自不同種族的人與希伯來人一起離開埃及。所有對摩西律法說「阿門」的人都成為了上帝子民！舊約中摩西律法是上帝公義的主要載體（צְדָקָה；δικαιοσύνη，最好的理解是上帝對公義生活的全方位願景）！不僅如此，服從上帝的公義更是以色列的存在理由（申命記四5-8的典範文本）。

上帝的公義或上帝對公義生活的願景是甚麼？〈申命記〉將其概括為盡心、盡性、盡力愛神的命令；其理念是，當以色列愛上帝並依傍他時，他們就可以效法神向受欺壓者傳播愛並伸張正義（參見申命記十17-19）。在這裡，出埃及事件是核心，就如上帝將受欺壓的以色列人從埃及解放出來並為他們伸張正義一樣，以色列也應仿效上帝支持受欺壓者。你可能已經意識到，這與那被稱為以色列的遷佔殖民主義國家毫無關係。

現在，假如有學者出於某些原因，認為這樣解讀舊約難以接受的話，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上帝良善的終極證據。在〈約翰福音〉十五1，耶穌大聲、清楚地宣告：「我是真葡萄樹」；眾所周知，葡萄樹代表以色列（見以賽亞書五；耶利米書二21；何西阿書九10；詩篇八十8）。換句話說，耶穌是在說：「我是真以色列」。如果這還未夠清楚，保羅會幫助我們。他對耶穌非常執著。對他來說，耶穌是亞伯拉罕的真正後裔（加拉太書三16）。你看，耶穌成就了舊約以色列未能達成之事：他是那「公義者」（dikaios，路加福音廿三47；使徒行傳二27、三14）。他是上帝之子，成就了所有正義、所有公義（dikaiosynē）。他是真以色列，解放所有被欺壓者之那位（路加福音四18-19）。

因此，總而言之，我對前路的第一個建議是，面對扭曲上帝聖名的神學理論，我們需要堅持宣告上帝的良善和公義——特別是在神學上與釋經上。只要我們的神學是以耶穌為中心，就很難會出錯。親愛的弟兄姊妹，衡量異端邪說的，就是耶穌與我們神學核心之間的距離。在真正的福音宣講中，耶穌並非在跟遷佔殖民運動爭競。正如我們阿拉伯人所說的：حاشا。遠非如此！

II）呼籲基督教錫安主義神學家悔改

我對前路的第二個建議是呼籲基督教錫安主義神學家悔改。這正是我們透過《呼籲悔改》（於2023年10月20日發布）開始做之事。簡而言之，我們呼籲西方神學家摒棄形形色色的基督教錫安主義，回歸以宣揚上帝良善和公義的神學論述。

早期的基督徒也曾為類似基督教錫安主義的神學有過爭論。身為猶太信徒，早期基督徒受到第二聖殿時期猶太信仰中的強烈民族主義神學影響。與當時期的其它猶太教派一樣（如見馬太福音三7-9），他們以為自己是因為種族而與眾不同。因此，初時他們並未完全理解福音已將外邦人包括在內。

這就是為甚麼在〈使徒行傳〉的前九章中，我們看不到有福音傳給外邦人。到使徒行傳十章，才首次有人向外邦人佈道，而地點就是羅馬百夫長哥尼流的家。這個通常被稱為「哥尼流之改變（宗）」的故事，其實亦包含了另一故事：彼得之改變。

在彼得開始向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傳講耶穌好信息前，他需要承認以下幾點：「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但如此，在各國中那敬畏他而行義（δικαιοσύνη）的人都為他所悅納」（使徒行傳十34-35）。這一神學論述並非新鮮事，正如學者指出，彼得「從〈申命記〉（取得這一觀點）」（申命記十17：上帝「不看人的情面」，#5）。因此，彼得的宣告其實是一種神學上的悔改——回歸對上帝和上帝公義的正確理解：i）上帝不偏待人、ii）上帝不徇私、iii）任何行公義的人都蒙他悅納。這種悔改是向世人宣揚上帝之愛的先決條件。

現在，儘管基督教錫安主義在某些面向可能與早期基督徒最初信奉的種族主義神學有所類似，它卻危險得多。首先，早期基督徒並沒有利用他們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神學去支持殺戮和種族清洗。其次，早期基督徒並沒有將他們的錯誤神學觀念與帝國主義混為一談。相反，早期基督徒是受迫害的少數群體，其中包括羅馬人（請記住哥尼流是羅馬百夫長）。然而，即便是這種不帶殖民和帝國主義的種族中心主義神學，亦需為了福音得以廣傳而被摒棄！那麼，在彼得發出宣告2000年之後，被用來支持種族清洗和遷佔殖民種族隔離的種族主義神學豈不更需要被摒棄麼？假若我們要向世人宣揚上帝的仁愛與良善，就必須將基督教錫安主義從我們中間剔除出去。

距離在南韓舉行的第四屆洛桑大會還有幾個月的時間。這次預期將成為全球最大福音派領袖聚會的目標，以洛桑自己所說的話，是要令普世教會力上加力，「向正在觀看我們的普世社會共同宣告和展現基督」。為籌備這次大型會議，洛桑最近發表了一份名為《大使命現狀》（State of the Great Commission）的報告。該報告長達五百多頁，由一百五十位作者共同撰寫，涵蓋廣泛議題。

然而，不出所料，報告對基督教錫安主義只字未提。這並不令人希奇，因為基督教錫安主義神學在普世福音派中非常普及。儘管如此，假若洛桑是認真地想向觀看我們的普世社會宣告和展現基督，那麼討論基督教錫安主義就成為必要之事——除非我們想向世界宣告和展現一位支持種族清洗和種族隔離的偏袒之神。我完全同意洛桑的觀點，世人正在觀看我們，但福音派信徒不明白的，是世人正密切注視著以色列國在巴勒斯坦地干犯的罪行，以及參與其中的福音派信徒。

因此，總而言之，我對前路的第二個建議是繼續呼籲西方基督教神學家悔改。我們的《呼籲悔改》已經開始了這項工作，但我們需要以各種可行的方式持之以恆。假若早期教會為了福音得以廣傳而不得不摒棄那不帶殖民和帝國主義的種族中心主義神學，那麼我們就更需摒棄一切形式、形態和色彩的基督教錫安主義——假如我們確實對耶穌福音有所承擔。

III）為公義努力

我對前路的第三個建議是為巴勒斯坦人爭取公義而努力，並已扼要地講述了這方面的聖經基礎。

現在，對那些在講論公義時有所掙扎的人——遺憾的是這些人不少——我們說：去愛吧（ἀγάπη）！耶穌為我們將舊約中的公義概括成兩條誡命：愛上帝和愛你的鄰舍。正如耶穌對律法師說：「你這樣做就會得永生」（路加福音十28）。因此，對那些在公義問題上有所掙扎，或覺得登山寶訓難以理解的人來說，只要堅持耶穌總括的舊約倫理，「你就會得永生」。

從我自己在過去7個月與不同的人交流中，我發現那些認為在加沙發生的屠殺是「正義」（義戰論）的基督徒，是因為他們一心想要消滅哈馬斯（他們把以色列國的說法照單全收）。他們經已將哈馬斯非人化，以至自己不僅可以鼓勵屠殺哈馬斯成員，還可以支持殺害數以萬計的無辜巴勒斯坦人。

有一次，在劍橋有人無意中聽到我批評那些支持以色列國對加沙發動戰爭的人，怒氣衝衝地來到我跟前，用手指著我說：「原來你不想哈馬斯被消滅」。對這些基督徒來說，暴力似乎是解決世上問題的唯一辦法。殺掉他們就可以了，或用黑利（Nikki Haley）的話：「幹掉他們」！

不言而喻，無論遠近，這都與耶穌的倫理教導毫不相干。要知道，耶穌的愛之倫理就是上帝解決世上問題的方法！這一倫理不僅適用於個人生活（我、我心，和我）。它也適用於教會、政體（polis，公共場所）和我們所在的世界。耶穌那充滿睿智的愛之倫理是有效的。

對於那些終日鑽哈馬斯牛角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說：你們想摧毀哈馬斯的卡桑旅嗎？試試耶穌之法吧！試試去愛巴勒斯坦人；試試給予巴勒斯坦人尊嚴和公義。既然你們經已從遙遠的國度介入巴勒斯坦問題，那就向你們的政府施壓，從巴勒斯坦人的脖子上拿走以色列國的野蠻佔領和種族隔離。信我，屆時巴勒斯坦人不僅會解散卡桑旅，還會解散其它巴勒斯坦民兵組織（包括阿布阿里穆斯塔法旅、聖城旅和阿克薩烈士旅）。

要知道，巴勒斯坦人並非生來就有暴力傾向（那些支持暴力行為的基督徒理應明白這點）。巴勒斯坦人和所有人一樣，都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與其他任何民族一樣，他們希望有尊嚴、自由地生活。他們不想被當成動物。這很難理解嗎？在所謂「自由世界」的眼簾下，巴勒斯坦人已經忍受了76年的欺壓和不公。可悲的是，福音派基督徒在欺壓巴勒斯坦人的過程中扮演了尤關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在神學上支持以色列國的種族隔離制度，許多時更實實在在的參與其中。現在是時候休止了。福音派信徒不僅要摒棄錫安主義，更需要積極捍衛巴勒斯坦人的權利。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是達至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徑。

1. 《公義，唯有公義》（Justice, and Only Justice），乃念阿迪克著，第一一一頁
2. 《解殖巴勒斯坦》（Decolonizing Palestine），拉赫著
3. 《蒙揀選之民？》（Chosen?），布魯格曼著
4. 〈美國基督徒應支持受襲的以色列〉（American Christians Should Stand with Israel under Attack）
5. 《申命記注釋》（Deuteronomy: A Commentary），魯斌（Jack R. Lundbom）著，第九十四頁

作者是來自伯利恆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英國阿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博士生，研究聖經及古希羅的正義觀。本文是作者於本年度在伯利恆聖經學院舉辦的第七屆「基督在檢查站」會議期間發表的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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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老旭暉

「你支持那一邊？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多年前在伯利恆遇到一對從英國來渡蜜月的華裔基督徒夫婦，剛巧他們迷了路，而大家都是要到耶路撒冷，於是我便帶他們到巴士站。在車程中，我問他們對以巴問題的看法，而他們則好奇地問了我這個問題。

那時我感到很奇怪，不知該如何回答。無可否認，筆者對巴勒斯坦人過去百餘年的遭遇，特別是他們在被剝奪了家園後，再被以色列國及西方政權和主流媒體忽略，或打造成滋事、恐怖分子一事上，非常同情他們。但我亦知道有六百萬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被納粹德國屠殺，並在過去二千年來在歐洲被教會所默許，甚至支持的反猶主義打壓得很嚴重。

當時在巴士上，我們旁邊有幾位巴勒斯坦女學生，筆者借其中一位的手提電話型號打開話題。傾談了一陣子後，這對夫婦也加入了對話。原來他們心裡有頗多的疑問，但礙於某些原因而沒有直接開口問。

我們對其他民族的認知，很多時都是透過媒體而非親身經歷。同樣地，很多時我們對聖經的理解，也是根據別人口中的教導（這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其中包括對以巴問題影響深遠的「基督教錫安主義」。

何謂基督教錫安主義？

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筆者）都可能聽過，又或者心裡接納以下某些或全部的想法：

• 猶太人特別受上帝恩待，他把聖地賜予他們。聖地是根據上帝的命定永遠屬於他們。無論歷史或時間的流逝、猶太人的宗教和道德狀況怎樣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 任何祝福猶太人和猶太國的個人或國家，上帝都會祝福他們。相反，上帝會詛咒或懲罰那些不這樣做的人。
  
  
• 今日的猶太人是聖經時期古以色列人的直系延續。所以，正如舊約時期各國會因著她們如何對待古以色列而被審判，今日亦如是。
  
  
• 幾千年前的舊約預言，自1948年現代以色列國成立之後陸續應驗。
  
  
• 上帝的末日計劃直接與現代以色列國有關，而基督徒可以憑著協助實現那些關乎以色列的預言加速耶穌再來。
  
  
• 現代以色列國成立是一個上帝為猶太人所做的神蹟，亦是一個末世和耶穌快來的徵兆。
  
  
• 目前在中東的衝突是由於那些不明白上帝對聖地旨意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引起的。
  
  
• 直到耶穌再來之前，中東不可能會有和平。所有那些由猶太人、阿拉伯人、聯合國和美國付出，為促成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和平的努力是沒有用及注定失敗的。
  
  
• 猶太人將會在阿克薩清真寺和／或金圓寺上建造一個猶太聖殿，並在裡面繼續向上帝獻祭牲。
  
  
• 一場龐大並按字面解釋的戰爭──哈米吉多頓，將會於末世在以色列和鄰國之間爆發。當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在這場最終之戰被殺後，猶太人就會相信耶穌，而耶穌就會從天而降拯救他們。

以上都是坊間一些非常流行的論調，特別是當你去尋找和閱讀有關末世論的材料時，相信難免會接觸到他們。很多時他們甚至是出自牧者或傳道人的口，令平信徒更容易接納。

但大部分信徒（甚至乎牧者）都不知道，它們大都是源於「時代論」的某些觀點，以及主要從那些觀點發展出來的「基督教錫安主義」，兩套在過去百餘年在基督教（特別是新教）圈子裡影響非常深遠的神學理論和理念。

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主要發源於十九世紀傳道人達秘（John Darby）的寫作，後來由神學家司可福（C.I. Scofield）所著的《司可福聖經》結合到聖經當中，隨後被美國達拉斯神學院的創辦人卓化（Lewis Sperry Chafer）組織成一神學體系，繼而在美國福音派（特別是基要派）中成為非常流行的神學理論，最後再隨傳教士和神學生輸出到世界各地。「應許時代」、「律法時代」和「恩典時代」等概念都是出自時代論。這套理論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它視「以色列民」和教會為兩個獨立不同的群體，而上帝在舊約對以色列民的應許到現今仍未（完全）成就，而他們亦將在末世扮演一非常重要的角色。後來，部分「時代論」的支持者及持類似想法的人跟據這種觀點再發展成基督教錫安主義（注：這名稱主要是學者分析時用的，採納這種觀點的人很多時不知道它是甚麼）。

要理解何謂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或許應先理解何為「錫安主義」（Zionism）。「錫安」一詞在聖經出現超過一百五十次，絕大部分是在舊約當中，泛指耶路撒冷或以色列地。對基督徒而言，錫安主義一詞很自然就會讓我們聯想到「聖地」。然而，錫安主義的另一種譯法──猶太復國主義，也許更切合她的主要創始人──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理念。他雖然主張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去解決反猶問題，可是他個人對在那裡建國其實並沒有太大意見，考慮過的地方包括非洲和南美等地。可是，在某些新教牧者——如赫茨爾的好友赫克勒（William Hechler）、學者和猶太宗教人士的大力推動下，「錫安主義」運動最後在當時被英國管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將計劃實踐。今天，錫安主義一詞一般代表近代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建國的政治運動。

而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原型其實出現早於錫安主義之前。當時那些受達秘學說影響並非常積極的英國牧者和政客，例如貝爾福伯爵（Arthur James Balfour），因為相信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復國」正正切合了他們對末世及「以色列民」的看法，故此對猶太人的錫安主義非常支持。今天，基督教錫安主義已成為支持錫安主義的基督教理念，而它的具體表現是於政治、經濟及軍事上對現代以色列國表達強烈支持。

在美國，時代論和基督教錫安主義更隨著《末日迷蹤》（Left Behind）等一系列小說及電影的出版變得更為普及。「災前被提」的概念雖不是時代論和基督教錫安主義所獨有，但它們卻是當代最主要的支持者。在華人教會，這些信念亦在新教——特別是福音派——教牧和平信徒間非常流行，例如倪柝聲便是其中一位深受達秘學說影響的早期華人基督教領袖，而建道神學院亦曾使用《司可福聖經》的聖經函授課程。

基督教錫安主義對社會的影響

基督教錫安主義深深影響了西方世界，特別是英美政府及媒體，對中東各種問題的看法及處理方法，並間接或直接引致中東地區不穩、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相互憎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敵對態度等。而某程度上策劃九一一襲擊的伊斯蘭激進分子的背後原動力，亦是因著美國政府長期偏袒以色列國的態度而起。

基於視現代以色列國的成立和維護為上帝末世計劃的一部分，故此信奉基督教錫安主義的人一直推動在政、經及軍事上支持以色列政府。例如，歷年受美國軍援最多的國家就是以色列，而多年來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的否決權有一半是和以色列國有關的。過往曾嘗試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的美國總統，其政策往往被國內的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以及在華盛頓影響力強大的猶太遊說團體（Jewish lobby）所牽制。當然，美國為顧及本身在中東的利益亦為重要原因之一。

而因著需要合理化對以國的支持，政客、媒體以至整個社會亦往往有意無意間扭曲阿拉伯及伊斯蘭世界。2003年美英兩國不理會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的反對出兵伊拉克，結果當日言之鑿鑿的大殺傷力武器到今天仍無處可尋（如來真的早被銷毀了），可是當時期在美國國內是有相當大部分的人支持出兵（而新教教徒的支持程度更比其他人為高）。2012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和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同樣因為要爭取選民支持而分別做出討好支持以色列人士的行動：前者宣稱「巴勒斯坦人就是不想要和平」，後者則在競選綱領中重新加入「耶路撒冷會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的聲明——以巴和談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耶路撒冷的地位問題，特別是自1967年開始被以色列佔領的東耶路撒冷。

然而，受基督教錫安主義傷害最深最直接的始終是巴勒斯坦人。由於基督教錫安主義主張巴勒斯坦地是根據上帝的命定永遠屬於猶太人，所以巴勒斯坦人被視為「外來客」，或昔日舊約的迦南人、非利士人等，是需要被「趕出」、「制服」，甚至乎「滅盡」的。而以色列國一直以來亦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及默許下實行這個計劃，多年來用各種方法去壓制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拒絕難民回國、沒收巴人的土地及水源、在西岸地帶不斷興建猶太殖民區、隔離牆，以及採取各種高壓管治手法去迫使他們離開。

在西方媒體報導下，以色列國近年所面對的危險常常被誇大，經常處於「存亡之秋」，無視以國擁有可算是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隊，是中東地區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背後更有全球軍力最強美國的強烈支持。以2008/09年加沙戰爭為例，雙方的死亡數字約為以色列一人對巴勒斯坦一百人，以方十三名被殺的人當中有十名是有份參與戰鬥的人士（其中四人死於己方的誤射事件），而巴勒斯坦方面一千三多名被殺的人當中有超過三百名是兒童（面對如此一面倒的數字，以色列政府和西方媒體一般的處理方法是儘量把被殺的巴人定性為武裝或恐怖分子，並指控這些武裝分子以平民百姓作為擋箭牌，至於實情如何，相信是介乎兩個極端中間）。而在2011年年尾以色列國和哈馬斯交換囚犯時，其比例更達到一比一千。

故此，當下哈馬斯恐襲以國平民造成許多人命傷亡，對以色列國民及很多人來說非常震撼。

基督教錫安主義對教會的影響

對教會本身，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影響亦非常深遠且具破壞性。在該理念底下，基督徒和現代以色列國的關係變得「神聖化」，故此教會必需對她作出支持，於是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或鄰邦發動戰爭時，教會就因著要支持她亦而變得好戰。「神愛世人」的道理並不能擴展至巴勒斯坦人（並阿拉伯人及穆斯林）身上，因為一旦把他們人性化的話，整個理念就會被動搖。於是很多基督徒無視被欺壓的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又或對他們顯得冷酷無情，甚至乎把他們視為敵人。他們當中有些更比很多住在當地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更為激進，因著相信這是耶穌再來前必須發生的事而拒絕接受任何「世俗」的和平解決方案。

然而，亦非所有教會和基督徒皆支持基督教錫安主義。例如多年前美國聯合衛理公會就在大會中通過呼籲，停止任何支持或維持猶太殖民區的經濟援助，並抵制在那裡生產的貨品，而部分分會更通過以撤資表達不滿。雖然至今來說他們在美國仍屬少數，影響力有限。

而基督教錫安主義對教會的另一影響，是它貶低了主耶穌基督在作為全人類唯一中保的重要性（提前二5）。它過分注重舊約，以致忽略及偏離了新約的教導。特別是基督教本身是建基於上帝在舊約的種種應許已透過亞伯拉罕的那一位子孫──耶穌基督成就（加三16），並以同信耶穌的猶太人及外邦人組成的教會（弗二14-22）為上帝選民的基礎。若堅持上帝為猶太人有另一計劃，即是和這些新約的理念相違背。而其中一些較極端的，更主張重建猶太聖殿、恢復利未祭司制度，並重新開始獻祭牲，完全漠視耶穌已為我們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來十11-12）。若確是這樣的話，基督就真的是徒然死了！

由於部分支持基督教錫安主義的人士非常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讀者可嘗試在搜尋器輸入「基督教」配以「以色列」、「猶太人」或「錫安主義」等詞彙），容易讓人以為這是新教的「官方」立場。而當中那些較溫和，並積極向猶太人佈道的理應獲鼓勵，可惜他們始終跳不出整個理念的框架，常把他們心目中猶太人的「敵人」妖魔化的模式，並動輒把異見者定性為「反猶分子」或「不相信聖經和不跟從耶穌的人」，好像巴蘭先知一樣。又或以這是「上帝容許發生之事」作為借口，對自己直接或間接促成的以巴問題不負任何責任。筆者不禁要問，跟據這個邏輯，為甚麼拿單先知當時要去責備大衛？

另一方面，近年有另一種「親以崇猶」之風隨希伯來尋根運動（Hebrew Roots Movement）興起。尋根運動的追隨者通常與時代論者一樣，強烈支持以色列國和猶太人，但其出發點並不一樣，詳情將來另文再談。

因著上帝對世人的愛（約三16），並他要求我們效法的命令（太五48），以及我們所欠猶太人的屬靈債務（羅十五27），我們故之然要愛猶太人。但正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若只以縱容和溺愛的方式相處的話，這樣的「愛」是否有益？而基督徒又為甚麼需要透過攻擊另一種族、人民或宗教去肯定對猶太人的愛？我們的愛是否不可以擴展至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身上？即或有人要把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視為敵人，也請不要忘記耶穌曾吩咐過我們要愛仇敵（太五44）。

若基督徒真的要取態，又或支持些甚麼的話，是否應首先選擇支持公義和愛上帝（路十一42）？

原文於2013年在台灣《新使者雜誌》刊登，現按時勢變化稍作修改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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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英國聖公會福音派牧者、《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重要推手、曾被《時代》週刊選為年度百位最具影響力之一的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多年前曾在倫敦諸靈堂分享題為《以色列之位》（The Place of Israel）的講章。他指出，這一題目是聖經詮譯學（biblical hermeneutics）的示範教材，「因為『以色列』一詞最少有四個不同用法」：

1. 「以色列」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幼子，那位欺詐人的無賴。他的名字叫「雅各」（意即「那欺騙人的」或「那奪人位的」），而他亦在一生中充分地活出這個名字的意義。上帝後來給他改名為「以色列」（意即「那和上帝較力的」），因為他一生中不斷和別人鬥爭後，最後終於和上帝較力，爭取他希望得到，卻不配得的祝福。
   
   
2. 「以色列」是舊約裡上帝和其立約的選民，即雅各十二個兒子的後裔所組成之十二支派。因為以色列（即雅各）是他們的祖宗，所以他們常被稱為「以色列民」。
   
   
3. 「以色列」是因著與亞伯拉罕同樣以信為本，故為他真正後裔的彌賽亞群體，屬乎耶穌的人。保羅寫道：「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加拉太書三 29）。故此，這個群體包括相信耶穌的外邦人，但不包括不相信耶穌的猶太人。保羅在加拉太書以「願平安、憐憫加給……神的以色列民。」（加拉太書六 16）結束時，他是指著耶穌的信徒，無分種族。
   
   
4. 「以色列」今天對大部分人來說是指以色列國（State of Israel）。在《1917 年貝爾福宣言》中允諾給猶太人，並在 1948 年成立的民族國家。

按斯托得所說，「以色列」有著四個截然不同的意思：它可以代表雅各；它可以代表猶太人；它可以代表基督徒；它亦可以代表當代的民族國家以色列國。

如此，他在講章裡探討「以色列之位」時，也按著聖經記載，集中在第二及第三個層面，去探討「以色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以色列」的過去

斯托得指出，「舊約裡的以色列是上帝的『選』和『約』民」，上帝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盟約正是：『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然而，他亦指出，在埃及為奴之時，上帝似乎忘了這約，但我們卻又在出埃及記二 23-25 讀到：「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歎息哀求……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紀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神看顧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們的苦情。」

其後，上帝拯救了古以色列人。聖經在出埃及記十九 4-6 節如此記載：

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出埃及記十九 4-6

斯托德然後援引多段舊約經文，指出「以色列民」對該約的重視程度及因此而有的獨特優越感：

那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祂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
—申命記四 7

又那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
—申命記四 8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來，從天這邊到天那邊，曾有何民聽見神在火中說話的聲音，像你聽見還能存活呢？這樣的大事何曾有、何曾聽見呢？
—申命記四 32-33

神何曾從別的國中將一國的人民領出來，用試驗、神蹟、奇事、爭戰、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像耶和華─你們的神在埃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行的一切事呢？
—申命記四 34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祂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
—申命記七 7-8

祂將祂的道指示雅各，將祂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別國祂都沒有這樣待過；至於祂的典章，他們向來沒有知道。
—詩篇一四七 19-20

其後，斯托得從新約羅馬書九 4-5，列出保羅所說八項「以色列民」獨有的權利：

1. 兒子的名分：因為上帝揀選了他們作為子民
2. 榮耀：在至聖所裡代表上帝同在的榮光
3. 諸約：祂應許作他們的神
4. 律法：亦稱聖言，上帝心意的啟示
5. 禮儀：包括預表耶穌犠牲的獻祭儀式，以及今天我們在敬拜用的詩篇
6. 應許：特別是將來的彌賽亞國度
7. 列祖：在創世記裡的故事
8. 在萬有之上的基督之肉體先祖

如此，他表示保羅為「他的兄弟『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甚至乎寧願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也希望他的骨肉之親能夠得救」（羅馬書九 2-3），可見他何等深愛自己的同胞。

因此，斯托得強調「不應再有反猶主義」，又指「它是歐洲史上一件駭人的醜事，甚至基督教會也被牽連在內。基督徒應該正面地看待猶太人，理解以色列民如何被上帝特別恩待。我們外邦人是欠他們的債」（羅馬書十五 27）。

以色列的現在

其後，斯托得指出，從新約的角度看，「誰是今天的以色列？」這個問題的答案對很多聖經讀者來說「曾非常震驚，並在今天仍然繼續使人驚訝」。因為「真以色列並不是猶太人亦不是以色列人，而是相信彌賽亞的人」。

他指這個道理從舊約起就開始有跡可尋，因為即使在舊約裡，「單單身為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肉體所生的後裔都不足為夠」。斯托得表示，很多人以為血緣是成為「以色列」的條件，是錯誤理解「選召」（election）為「偏愛」（favourtisim）。然而，先知的教導是上帝子民並不能逃避上帝審判。他引述阿摩司書三 2，指舊約以色列民在聽到阿摩司說：「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時，期望的結論會是「我必保護你們」，但上帝的結論「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卻必使他們感到驚愕。

斯托得指，「隨著時間的流逝，先知們愈來愈多把以色列整體──一個背道的民族，和整個民族中的忠心餘數分別出來」。

然而，他表示當到了施洗約翰──最後一位舊約先知──之時，這份教導卻有積極的面向：不單止以色列人中有些並不是真以色列，在非以色列人中更有屬於真以色列的，他指出約翰對到他那裡的群眾說：

不要自己心裡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路加福音三 8

當然，上帝並沒有從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但卻從外邦人中興起了。斯托得表示，耶穌以下的宣告同樣震驚了當時期的人：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馬太福音八 11-12

斯托得指，上帝透過被委派為外邦人使徒的保羅去闡明這個令人驚訝的道理：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唯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裡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
—羅馬書二 28-29

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羅馬書九 6

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肉體的。
—腓立比書三 3

此外，他指出使徒彼得亦同樣肯定保羅的看法。彼得「憑著上帝所給予的非凡膽量，把出埃及記十九 4-6 裡形容昔日以色列的內容套用到基督群體身上，稱他們為『聖潔的祭司』和『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彼得前書二 5 及 9）

如此，斯托得強調，這個改變雖然似乎是自相矛盾，然而「今日的真猶太人是基督徒，而真割禮是那稱為重生的內心改變。承認耶穌是彌賽亞的外邦信徒，比不信祂的以色列民更是真以色列人」。

他亦同時強調，這個辯證能成立的原因僅僅是基督徒「在基督之內」。上帝在創世記十二 1-3「曾承諾透過亞伯拉罕的後裔去祝福萬族，而那後裔就是耶穌基督」。斯托得指出，福音書上兩個族譜同樣把耶穌的肉身祖先追溯至亞伯拉罕，如此「那應許的祝福就給予了所有在基督之內的人，而得以『在基督之內』是靠重生而不是靠世襲肉生，是按靈裡的信心而不是按家系的遺傳。亞伯拉罕是所有因信稱義之人的父，不論他們有沒有受割禮，意即不論他們是猶太人或是外邦人（羅馬書四 11-12）」：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加拉太書三 29

斯托得表示，正因如此，相信耶穌的基督徒將舊約視為自己的經卷，用舊約的詩篇去表達自己的敬拜，並宣稱舊約的應許成就在自己身上，「因為上帝所有的應許在基督裡都得以成就，而我們是在基督之內」（哥林多後書一 20）。

他指出，昔日的「以色列」是一個肉身標記，指涉雅各的後裔，而今日的「以色列」是一個屬靈標記，指的是相信耶穌的人，不論他們是否雅各的肉身後裔。

以色列的未來

斯托得表示，「假若『以色列』在舊約裡所指的是雅各後裔，而在新約裡所指卻是耶穌門徒，那麼我們是否必需推論上帝對以色列按肉身的後裔之將來沒有任何計劃？」，並指出這正是猶太異議者對保羅教導提出的疑問：「神棄絕了祂的百姓麼？」（羅馬書十一 1），以及保羅對這個問題提供的清楚答案：「斷乎沒有！」或「斷乎不是！」（羅馬書十一 1 及 11）。

他表示，保羅以自己「也是以色列人」為例，證明「神並沒有棄絕祂的百姓」（羅馬書十一 1-2）。斯托得指出，在古以色列民中「有一忠信的餘數活下來，他們同時是雅各後裔及耶穌門徒」，而且「除了保羅以外，我們在新約裡亦經常遇見他們，因為最初的基督徒全部都是猶太人，而今日亦有很多希伯來基督徒」。

其後，斯托得再問，那些不相信耶穌的雅各後裔又怎麼辦？而這亦正正是保羅的第二個問題：「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麼？」（羅馬書十一 11），而保羅的答案同樣是「斷乎不是！」。

他指出，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裡用兩棵橄欖樹作為比喻──一棵是好橄欖（代表猶太民族），一棵是野橄欖（代表外邦人）。根據第十七節記載，好橄欖的其中一些枝子被折下來（不信的猶太人），而在他們被折之處有野橄欖的枝子被接上（外邦信徒），但有一日，那些被折下來的枝子會被重新接上（廿四節）。

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好橄欖上，何況這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呢！……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羅馬書十一 24-26 節錄

斯托得認為，「『以色列民』的硬心是暫時性的。保羅似乎是在說，將來有一日猶太人將會大規模地歸主」。

其後，他再談及「應許之地」的問題：「現代以色列國的成立是否預言的應驗？很多人認為是，特別是所謂的『時代論者』（dispensationalist）。他們的理據是（A）先知們應許以色列民會歸回聖地，並（B）清楚描繪了應有的邊界，以及（C）由於這些應許在當時期並沒有如字面意思一字不漏地應驗，那麼它們必定是在未來的日子應驗」。

對此，他表示自己及許多人並不支持這個看法。斯托得表示，故不論政治上的考慮，「例如對巴勒斯坦人的嚴重不公，及以色列擴張主義繼續發展的危險（因為應許給亞伯拉罕的領域包括今日的約旦、黎巴嫩、敍利亞）」，上述看法在舊約記載中同樣並不合理：

1. 在舊約裡那些猶太人歸回聖地的應許是伴隨著他們亦會回歸上帝的應許。我們很難看出世俗的以色列國如何是那些預言的實現。
   
   
2. 在舊約裡那些關於土地的應許在新約裡並沒有再出現。羅馬書十一章預言的是很多猶太人將會歸主；但並沒有提及回到聖地。在新約裡只有一處能可以說是有關的──就是路加福音廿一 24。當時耶穌說：「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有些人把這節經文理解成耶路撒冷有一天將會從外邦人手上解放的應許。但「直到」一詞並不一定是這個意思。「外邦人的日期」並不一定是指外邦人的控制（然後得到解放），而是指目前的世界秩序（然後基督會在榮耀中降臨）。
   
   
3. 根據使徒們的理解，舊約的種種應許已經成就在基督和屬祂的新全球性群體上。新約的作者們把後裔和聖地的應許同樣套用在基督身上。重新回到猶太民族主義跟新約的看法並不一致。

總結

最後，斯托得歸納從聖經角度審視的「以色列」，「在過去它指的是以色列民，在現在指的是由全球信徒組成的群體，在未來指的是一愈來愈大的群體，包括很多將會歸主的猶太人」，並以「保羅的邀請作為總結，去細想『神的恩慈和嚴厲』」（羅馬書十一 22）：

1. 他的嚴厲。聖經所啟示的上帝不但賜下救恩，亦同時賜下審判。誠然，以色列的歷史正是對不忠的一個嚴厲警告。「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所以我們不要激怒上帝。
   
   
2. 他的恩慈。以色列的歷史，甚至乎全世界的歷史，正是上帝的忍耐、愛和恩慈的故事。

你們從前不順服神，如今因他們的不順服，你們倒蒙了憐恤。這樣，他們也是不順服，叫他們因著施給你們的憐恤，現在也就蒙憐恤。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人。
—羅馬書十一 30-32

斯托得於講道最終指，上帝的宣教計劃（祂施恩的決心）仍未完成：

因著上帝的憐憫，耶穌的信仰仍有重要的將來。世上的宗教可能會攔阻福音的傳揚──印度教可能會嘗試汲納基督教，伊斯蘭教可能會嘗試征服它，馬克思主義可能會嘗試把它趕到地下，而世俗主義可能會嘗試令它窒息死亡。但上帝的憐憫最終必定得勝。猶太人的「豐滿」（第十二節）和外邦人的「添滿」（第廿五節）仍未達到。但上帝必然會憐恤所有屬祂的子民。

然後有一天，我們會醒來發現我們並不是一小撰的餘數，而是上帝從各國各族中拯救回來的一個廣大，沒人能數的大群中的一小部分（啟示錄七 9）。到那時，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他的子孫多得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那樣多──才算是真的應驗。

Source

作者：尤里阿弗納爾（Uri Avnery）

本文於 2012 年著寫，由於當地情況未有重大改變，除細節外所述論點仍然適用

5 月 15 日，當以色列國慶祝國慶時，她的阿拉伯公民卻在紀念「納克巴」的受害者——在後來成為了以色列國境的土地上，有一半的巴勒斯坦人集體逃離家園。

像過往每年一樣，這件事令許多人非常憤怒。特拉維夫大學容許阿拉伯學生舉行的聚會被極右猶太學生襲擊，而海法大學則乾脆禁止聚會進行。幾年前，以色列國會曾企圖定立可將紀念人士判監三年的「納克巴法案」，最後變成較溫和，只是對提及納克巴的機構收起政府資助了事。

「中東唯一的民主政體」可能也是全球唯一阻止她的公民紀念某一歷史事件的民主政體——淡忘已成為了國民的責任。

問題是，我們很難忘記「巴勒斯坦問題」的歷史，因為它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在以色列國成立了六十五年後，傳媒報導的新聞有一半是直接或間接跟這個問題有關。

不久前，南非政府下令在當地銷售、所有在西岸地帶殖民區生產的貨品必須被清楚標識。這個已在歐洲實施的措施被我們的外交部長利伯曼譴責為「種族歧視」行為（賊喊捉賊！）。其實，他們只是在響應我和我的以色列朋友在十五年前發起的杯葛行動。

新的聯盟政府宣布將會和巴勒斯坦人重新開始談判（而所有人都知這是一個空頭承諾）；一連串的謀殺及強姦案被歸咎於阿拉伯人（和非洲難民）；所有的埃及總統候選人都保證會為巴勒斯坦人出頭；以軍高層披露在敘利亞及伊朗有三千五百枚導彈，在真主黨控制的南黎巴嫩亦有成千上萬的火箭炮，隨時會因為巴勒斯坦問題射向我們。如此種種，日日如是。

錫安主義運動啟動了一百一十五年後，以巴衝突繼續佔據著我們的新聞媒體。

錫安主義的發起人採用「無民之地予無地之民」（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的口號（其實是一位英國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在更早前想出來的），他們相信在「應許之地」空無一人。當然，他們其實知道那裡有人居住，但錫安主義者是歐洲人，而在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全盛時期，有膚色的人——啡、黑、黃、紅、甚麼都好——對歐洲人來說不算是人。

當赫茨爾提出「猶太國家」的構思時，他心裡所想的並不是巴勒斯坦，而是阿根廷的某處。他打算把那裡的原居民趕走——當他們把那裡的毒蛇和危險野獸消滅後。

在他所著的《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裡並沒有提及阿拉伯人——但並非疏忽。當赫茨爾在撰寫該書的時候，他還未想過這裡。這裡的名字僅在最後一刻添上的一小章《巴勒斯坦還是阿根廷？》裡提及。

所以赫茨爾並沒有說過要趕走巴勒斯坦人，而這事在當時亦根本沒有可能。因為他正嘗試向奧圖曼蘇丹租借巴勒斯坦。蘇丹是一位「哈利發」，全球穆斯林的精神領袖，謹慎的赫茨爾才不會提出這個問題。

這亦解釋了一個看似奇怪的事實：錫安主義運動從來沒有對它最根本的問題提供答案——如何在別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這個問題至今未解。

但這只是假像而已。深藏在我們集體意識的邊緣深處，錫安主義一直都有提供答案。這個答案不言而喻，毋需思考。只有少數人有勇氣在公眾場合提出。它就像是烙印了在錫安主義運動，以及她的女兒——以色列國的「遺傳基因」之上。

這個基因就是：一個擁有「以色列全地」的猶太國家。亦即代表：堅決反對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家——無論在任何時候、這裡的任何地方、以任何代價。

當一位戰略家在策劃戰爭時，他先要弄清楚目的，這就是「主要目標」。所有其它目標就根據這個主要目標而定，有助達成主要目標的就可接受，無助達成主要目標的就被放棄。

整個錫安主義／以色列國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在「以色列全地」——這個介乎約旦河和地中海的地方——成立一個猶太國家。反過來說，就是阻止一個阿拉伯巴勒斯坦國家成立。

只要掌握這個要點，就能明白過去一百一十五年來的所有歷史。所有的曲折起伏、所有看似是矛盾或走偏之事、所有看似奇怪的決定就都變得顯見易明。

從高處俯視而看，整個錫安主義／以色列國的策略就像一條流向大海的河。當她遇到障礙時就繞過它，她有時流向左、有時流向右、有時甚至倒流。但她最終仍是以異常奇妙的決心朝向目標進發。

主導原則就是，在任何階段為盡可能爭取到的作任何讓步，但永遠不要讓最終目標遠離視線之外。

這個原則容許我們對所有事情作出讓步，除了一件：一個肯定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存在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國家。

歷屆的以色列政府一直用盡方法去打擊這個構思。從這方面看，本古里安——他和約旦國王阿卜杜勒秘密協定，阻止巴勒斯坦國根據聯合國大會 1947 年的決議成立——和貝京——他和薩達特簽定另一和約，令埃及從以巴戰爭中抽身——是沒有分別的。除此以外，當然還有梅爾的名言：「根本就沒有巴勒斯坦人」。歷屆的以色列政府根據這個邏輯作出了無數的決定。

《奧斯陸協議》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它亦沒有提及一個巴勒斯坦國家。當拉賓簽署了這項協議後，他並沒有趕於成立這一國家。相反，他似乎是被自己的大膽嚇倒、停滯不前。他猶豫、躊躇，直到那無法避免的錫安主義反擊重整旗鼓，並消滅了他的努力——和他的生命。

目前關於殖民區的爭鬥也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殖民者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巴勒斯坦國無法成立。歷屆的以色列政府都支持他們——公開或秘密地。殖民區當然是違反國際法，但很多其實就連在以色列司法下也並不合法，它們分別以「違法」、「非法」、「未經准許」等稱之。令人敬畏的以色列最高法院曾下令把其中幾個殖民區拆毀，但以色列政府卻沒有理會。

殖民者聲稱沒有任何殖民區是在沒有政府秘密允許之下建立。事實上，所有的「非法」殖民區都被迅速接駁到供水和供電網絡、都有專用道路為他們而建、都有以軍匆匆趕去保護它們——實際上以色列國防軍在很久以前已變成了殖民區防衛軍。律師和訟棍被僱用來沒收大批巴勒斯坦土地。其中一位著名的女律師發現了一條早已被遺忘、奧圖曼時期的法例——若果你從某村莊的邊緣大叫的話，所有聽不到叫聲的地方就是屬於蘇丹的。因為以色列政府是約旦政府的繼承者，而約旦政府又是蘇丹的繼承者，所以那些土地就是屬於以色列政府的，然後她就把這些土地轉交給殖民者。（這不是一個笑話！）

當以巴衝突好像是中場休息、風平浪靜的時候，其實它正在唯一重要的戰場——殖民區——激烈地進行。其它所有的都是其次，就好像以色列攻擊伊朗的恐怖前景。正如我一直以來所說的——它永不會發生。它是那眾多把視線從唯一的和平出路——兩國方案——轉移的其中一個方法。

忽略巴勒斯坦建國的結果將會是甚麼？邏輯上，它只會為介乎約旦河和地中海的地方帶來一個種族隔離（apartheid）的國家。長遠來說，這是站不住腳的，到最後只會帶來一個對絕大部分以色列猶太人來說不可接受、以阿拉伯人佔大多數、由兩個民族組成的國家。那麼，還有甚麼出路？

那唯一可以想像的方法，就是把所有阿拉伯人轉移到約旦河的另一邊。在某些極右圈子裡，有人正公開談論這個方法，而約旦王室對此則非常懼怕。

人口轉移已經在 1948 年發生過。它是否故意的至今仍是一個辯論題目。在戰爭初期，它的而且確是有軍事上的需要（並且雙方都有進行）。到後期，人口轉移變得愈來愈有計劃。但重點卻在於戰事結束後難民不被允許回到家園。相反地，某些村落是在更晚的時候才被清空和摧毀的。每一個人都在「主要目標」的無形指令下行動，它已深深烙印在我們的集體意識，並不需要任何明確明令。

但 1948 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世界已經改變了。大家曾容忍大屠殺後的勇敢小以色列國所做的，卻不會容忍強大、傲慢的以色列國在將來再做一次。今天，它是一個白日夢——就像另一邊那些類似夢想一樣——有一天以色列國會不知怎的從地圖上消失。

這代表著種族清洗——兩國方案之外的唯一方法——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主要目標」已走進了死胡同。

有很多人說過，以巴衝突是一個無阻之力與不動之物之爭。這將支配著我們和我們後代的生活。

除非我們做一件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去把「主要目標」——我們國家一直以來的主導原則，用一個新的國家目標取代：和平、共存，和以色列國與巴勒斯坦國之間的和解。

注：「納克巴」（Nakba）為阿拉伯文災難之意。

已故的筆者是一位和平分子、記者、作家，以色列「和平聯盟」（Gush Shalom）的創辦人之一。他曾擔任新聞雜誌的出版人及主編，並三屆以色列國會議員。他生於一個德裔猶太家庭，1933 年移居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國成立前曾是地下組織成員。1948 年戰爭時，他在以色列軍中服役期間嚴重受傷。2018 年辭世。

原文刊載於《聖地：關於以巴問題的寫作與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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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耶路撒冷教會的情況一樣，由於聖地基督徒大部份並非屬西方基督教傳統，故此華人教會對他們認識不多。

目前聖地之上的基督徒大都是阿拉伯裔，主要屬希臘正教會及天主教會，亦有少量新教徒，他們在當地歷史由來已久，甚至乎可追溯自耶穌時期。

據巴勒斯坦及以色列國的中央統計署統計數字，兩地的基督徒分別為五萬名及十八萬名，前者基本上全為阿拉伯人，後者則有七成半為阿拉伯裔，這些阿拉伯基督徒一般統稱為巴勒斯坦基督徒。巴勒斯坦境內的基督徒集中在東耶路撒冷及伯利恆，而在以國境內的基督徒約七成住在北部地區如拿撒勒。

鑑於歷史原因，兩者的統計數字均包括住在東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基督徒（參注），他們為數約一萬三千人。

自以色列國獨立及佔領西岸地帶後，許多巴勒斯坦基督徒被迫或不情願地離開。除了因以國禁止當年逃難的巴勒斯坦人回家的入境政策外，近年移居海外者亦有不少是因為經濟因素。有估計全球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包括流亡海外的——高達五十萬之多。

由於巴以雙方的統計數字均未有細分，各教派普遍亦沒有準確的成員數字，加上有些數據是包含其它地區如約旦的信徒（參注），下列的教派數字乃集合各方資料推測估算。

六七十年代興起的彌賽亞猶太教（Messianic Judaism）在當地人數估計為一至二萬左右。

根據英國政府在 1922 年的統計數字，當時全地人口約七十五萬，其中約百分之十為基督徒。

注：

• 耶路撒冷及周邊地區在 1947 年聯合國分割計劃下為國際共管之地（Corpus separatum）。1948 年戰爭後，休戰線自耶路撒冷舊城城西向南北延伸，自此耶路撒冷以東西劃分，東部由約旦控制，西部由以國控制。1967 年戰爭後，以國從約旦手上搶奪了東耶路撒冷及西岸地帶，隨後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吞併了東耶路撒冷。因著這些歷史原因，大部份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及他們的教會都是位處於東耶路撒冷之內，而巴以雙方均宣稱擁有東耶路撒冷的主權。詳情請參看《耶路撒冷：誰之地？誰之都？》一文。
  
  
• 按教會歷史來看，所謂「聖地」的地理範圍應包括敘利亞、黎巴嫩、約旦，甚至乎埃及和伊拉克等現代國家的地方，此處按當代歷史現況僅將牽涉的資料限於以巴地區。詳情請參看《聖地在哪裡？》一文。
  
  
• 在巴以地區，孩子的種族／宗教信仰基本上是跟從父母而定。猶太人、基督徒或穆斯林要改宗並非完全不可，但實際上會遇上不少問題。

參考資料：

• Palestinian Christians – Wikipedia
  • Christians in Palestine
  • Who are the Christians in Israel today? (lpj.org)
  • Why Many Christians Want to Leave Palestine. And Why Most …… | News & Reporting | Christianity Today
  • Poll Findings of Emigration Among Palestinian Christians June 2020 (pcpsr.org)
    
    
• Christianity in Israel – Wikipedia
  • Christians in Israel
    
    
• Christians in Jerusalem –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 Jerusalem Christians: ‘We shrunk from 20% to 2% of population due to Israeli violence’ · Global Voices
    
    
• Messianic Judaism – Wikipedia
  
  
• 宇宙光全人關懷網 – 被遺忘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cosmicca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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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

大概十年前，從以巴地區回港後，剛好遇上在堂會作讀經分享的機會，經文是出埃及記第一章。筆者於是借此機會談及在當地的所見所聞，並帶出被壓的與欺壓人的身份，是可以隨時間地點環境而改變的。話才說完，那位在時代論、基督教錫安主義中成長的傳道人隨即連珠炮發，數算筆者的不是，並指在講台上應「宣講聖經」。

上幾輩的華人基督徒，特別是福音派，很多都深受時代論及基錫主義這些曾被視作「聖經真理」的教導影響而先入為主地有著「親以崇猶」的取態。此外，近年「希伯來尋根運動」（The Hebrew Roots Movement）的興起，亦再一次加深基督徒對猶太人及猶太文化的敬仰。誠然，教會這個可說是歷史上其中一個迫害猶太民族最多最深的群體，若能從昔日的過錯中糾正過來，本應值得稱許鼓勵。然而，假如這種「尊崇」是從對聖經的誤解甚至乎扭曲而產生的話，卻又是矯枉過正甚或演變成異端邪說。

說到底，從基督教立場而言，我們相信舊約的律法、禮儀等只是新約基督的影兒（來十1、西二17），而前約當中的種種應許，均已、將在耶穌基督裡成就（加三16）。福音所傳給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外邦人。反過來說，外邦人和猶太人也同樣需要福音，認識耶穌。任何認為某民某族某國在上主內有另一計劃的，都與耶穌和使徒們的教導有所抵觸。

再者，從人類學來看，怎樣才算為「猶太人」，本身亦存在不少的爭議。即管在猶太圈子裡，正統派跟改革派的標準也已不一樣。猶太身份是如何從聖經中的父系制度轉變成母系制度的，也眾說紛云。另一方面，當代的半民主政體「以色列國」（State of Israel），和「舊約中的以色列」（Biblical Israel），以至新約中「神的以色列民」（The Israel of God，加六16）之間的差異，更是我們需要小心分辨的。

然而，最諷刺的是，部分基錫主義者雖然喜歡「引經據典」，卻可說是最不尊重聖經的人。他們喜歡將聖經和當代事件對號入座，卻無視經文的時代背景、寫作體裁、前文後理，斷章取義地解釋，穿鑿附會地「預言」。昔日的時代論者繪形繪聲地說著「哈米吉多頓」大戰會這樣那樣，多少猶太人會在這場最終之戰死去，到今日以色列國北面的黎巴嫩和敘利亞都自顧不暇，南邊的埃及和東方的約旦又已跟當代的猶太邦國簽定和議。有著美國強力支持的以國早已不是處於存亡之秋的「大衛」，而是中東軍事霸主的「歌利亞」了。

去年六月的時候，當地著名的《國土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在這島國上為以色列大發熱心的基督教錫安主義者〉，談及基錫主義在台灣的狀況與發展，當中似乎有增無減之勢。在彼岸香港，基錫主義以及相關的末世論卻已因這兩三年的種種事件而乏人問津。上年初，擁有 45 年歷史的「以色列福音差會」（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為避免令人誤會他們關注的是中東政治及土地問題，亦已改名為「國際猶福差會」（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the Jewish People）。

曾有一位牧者如此說：基督徒的一生是需要不斷的增添，不斷的刪減。弟兄姊妹們，我們在自己的生命中增添的是甚麼？刪減的又是甚麼？是要高舉民族主義家譜血緣，還是提倡公義和平及捨己之愛？先知說，父親即管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也不會酸倒的，過往華人教會過度浪漫化猶太民族和猶太文化的作法，是時候休止了嗎？我們又有否能力及決心重新審視和思考自己在猶宣的動機和心態，以真誠的愛去接觸他們，而非視他們為末世計劃中的棋子與工具？

原文刊於《校園雜誌》2021 年 9、10 月號〈解密基督教錫安主義──再思我們與以色列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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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眾教會的牧首及領袖」（Patriarchs and Heads of Churches in Jerusalem）不時會聯署發表聲名，他們所代表的是十三個耶路撒冷本地——成員多為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教會。

由於華人教會大都源自西方基督教（Western Christianity），加上這些教會所用的主要語言並非英語，所以他們一般不為華人所認識，但其中歷史最悠久的卻可追溯到耶穌時期。

鑑於歷史原因，其中的正教會仍採用儒略曆（Julian calendar），跟西方教會使用的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又稱公歷）有所差別，故他們紀念聖誕節、復活節等的日子通常也不一樣。

耶路撒冷希臘正教會 Greek Orthodox Church of Jerusalem
現任牧首：狄奧菲洛三世（德奧斐洛三世） Patriarch Theophilos III

耶路撒冷希臘正教會的歷史追溯至五旬節聖靈降臨，相傳首位主教是耶穌的親屬雅各，於巴柯巴起義（Bar Kokhba revolt）前的所有主教都是猶太人。該教會於主後 451 年迦克敦（Chalcedon，亦作迦克墩、加采東）會議確立為「自主教會」（autocephaly），並於 531 年成為首五個牧首區（Patriarchate）的其中一員。1054 年東西教會分裂後，她與另外三個牧首區組成東方正教會（Eastern Orthodox Church，又稱東正教）。

教會的官方名字為「耶路撒冷牧首區」（Patriarchate of Jerusalem），雖然信眾主要為阿拉伯人，但由於其採用希臘禮儀加上大部分神職人員為希臘裔，故一般稱之為耶路撒冷希臘正教會。教會的總部設於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其牧首亦是聖墓兄弟會（Brotherhood of the Holy Sepulchre）的領袖。

該教會在聖地營運二十所不同年級的學校，僱用八百名教師及員工，教育八千名學生——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教會亦開辦診所服侍當地所有區民，與他們共同編織耶路撒冷的多元繡帷。

耶路撒冷亞美尼亞正教會 Armenian Patriarchate of Jerusalem
現任牧首：馬諾吉安 Patriarch Nourhan Manougian

耶路撒冷亞美尼亞正教會與希臘正教會和聖地守護人（參下）是聖地各聖址的主要「守護者」，該教會自四世紀以來就坐落舊城。638 年耶路撒冷落入穆斯林控制後，教會牧首曾一度懸缺，亞美尼亞教會開始自行按立主教。該教會的總部設於亞美尼亞區內的聖雅各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Saint James）。

古亞美尼亞王國是歷史上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其國教會亞美尼亞使徒教會（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相傳由巴多羅買及達陡（Addai of Edessa）創立。451 年迦克敦會議後，亞美尼亞使徒教會與其它主張「合性論」（Miaphysitism）的教會開始與主張「二性論」（Dyophysitism）的教會分道揚鑣。1965 年，這些教會在阿的斯阿貝巴會議（Conference of Addis Ababa）中開始統稱為東方正統教會（Oriental Orthodox Church）。

耶路撒冷亞美尼亞正教會在當地營運多所學校、神學院以及聖地最古老的印刷廠，承擔著對教育和歷史的使命。

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禮宗主教區 Latin Patriarchate of Jerusalem
現任宗主教：皮扎巴拉 Patriarch Pierbattista Pizzaballa

耶路撒冷拉丁禮宗主教區是羅馬教廷在耶路撒冷的代表。教區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後設立，十三世紀耶路撒冷王國（Kingdom of Jerusalem）結束後，其教座先後遷往塞浦路斯及羅馬，至 1847 年重返耶路撒冷。

1095 年，天主教教宗伍朋二世（Urban II）應其時拜占庭君王的請求發起「朝聖」，意圖從突厥裔穆斯林手上奪回君士坦丁堡以東的安納托力亞（Anatonia，即聖經中的亞細亞），和耶路撒冷及周遭地區，並保障朝聖路線。1099 年，十字軍從法蒂瑪（Fatimid）王朝手上奪得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王國。1187 年，耶路撒冷再次落入穆斯林手中，而撒拉丁（Saladin）進城後優待其中居民的態度與一個世紀前十字軍屠城的行為產生強烈對比。

時至今日，天主教在當地營辦多個青年事工，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並監督聖地的四十三所學校。教區亦營運促進地區團結及和諧的社區項目。

耶路撒冷方濟會聖地守護人 Order of Friars Minor in Jerusalem, Custody of the Holy Land
現任守護人：帕頓神父 Fr. Francesco Patton

十三世紀耶路撒冷王國結束，天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撤離後，與穆斯林關係良好的聖方濟亞西西（Francis of Assisi）創立的方濟會在短暫離開後很快便獲准重返聖地，並漸漸負起保護聖址的責任。其總部現設於舊城新門（New Gate）旁的聖救主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 Saviour）。

1217 年，方濟會成立未久，第一位修士以利亞弟兄（Brother Elias）便到訪聖地。聖方濟其後於第五次十字軍東征期間，親自前往埃及向其時控制耶路撒冷的穆斯林蘇丹以友善及極為謙遜的方式傳教，傳頌後世。

守護人多年來一直支援及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安排禱告地方並支持耶路撒冷當地的基督徒。聖地守護人現與希臘正教會及亞美尼亞使徒教會共同管理聖墓教堂及伯利恆主誕堂（Church of Nativity）的日常運作及崇拜事宜。

耶路撒冷科普特正教會 Coptic Orthodox Patriarchate, Jerusalem
現任主教：安東尼奧斯 Archbishop Anba Antonious

科普特正教會起源埃及，相傳由使徒聖馬可創立，其在耶路撒冷的歷史可追溯自四世紀，她亦是東方正統教會的一員。

科普特一詞源自古埃及文及希臘文，於羅馬統治埃及時期泛指埃及原居民。由於科普特語在埃及落入穆斯林控制後息微，僅在埃及基督徒群體之中存留，故科普特亦漸變成代表埃及基督徒的名字。

於教會初期，位處埃及的亞歷山大學院（School of Alexandria），與安提阿學院（School of Antioch）是基督教兩大主要神學及學術中心。

1236 年，科普特正教會耶路撒冷主教區在亞歷山大牧首西里爾三世（Cyril III）的安排下成立。教會目前在聖墓教堂管有一個小堂，並在舊城營辦幾間學校。

耶路撒冷敘利亞正教會 Syriac Orthodox Patriarchate, Jerusalem
現任主教：迪可 Archbishop Gabriel Daho

耶路撒冷敘利亞正教會是該地區其中一個最歷史悠久的基督教群體，其使用的禮儀可說是基督教現存中最古老，且是用耶穌日常用的亞蘭文（Aramaic）。

屬於東方正統教會的敘利亞正教會是於六世紀初由主張「合性論」的教徒從安提阿教會（Church of Antioch）分立出來，故此其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亦同樣是追溯至巴拿巴及保羅。

其位於舊城內的聖馬可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 Mark）相傳是最後晚餐的地方。

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亞正教會 Ethiopian Orthodox Patriarchate, Jerusalem
現任主教：愛巴各伯 Archbishop Aba Embakob

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亞（衣索比亞）正教會的總部設在舊城西北，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特別是東非的弟兄姊妹。

埃塞俄比亞正統合性教會（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於 1959 年前從屬於亞歷山大科普特正教會，其信眾現佔東方正統教會約一半。名稱中的「提或希度」（Tewahedo）一詞在古埃塞俄比亞吉茲語（Ge’ez）中為「合而為一」之意，代表該教會主張東正統的「合性論」。

除於 1893 年建成的「憐憫之約堂」（Kidane Mehret Church）及其所處的「樂園修院」（Debre Genet Monastery）外，埃塞俄比亞正教會目前亦管有聖墓教堂中的「蘇丹修院」（Deir es-Sultan）。

默基特希臘禮天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直轄區 Melkite Catholic Territory Dependent on the Patriarch of Jerusalem
現任主教：亞雅斯 Archbishop Yaser Al-Ayash

默基特希臘禮天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直轄區從屬默基特希臘禮天主教會（Melkite Greek Catholic Church），約有一萬名信眾。

1724 年，部份安提阿希臘正教會（Greek Orthodox Patriarchate of Antioch）的人改跟羅馬天主教共融，成為東儀天主教的一員。教會名稱中的「默基特」（Melkite，亦作梅爾凱特、麥基派、梅爾基派或梅爾基特）原本是五世紀基督論之爭後，忠於拜占庭帝國的宗派及基督徒被冠以的名字，意即包括耶路撒冷希臘正教會，現在則主要被默基特希臘禮天主教會區別時自用。

該教會在舊城雅法門（Jaffa Gate）內營運的一個賓館，接待各種基督教傳統的朝聖者並提供住宿和祈禱的地方。

馬龍尼禮耶路撒冷暨巴勒斯坦宗主教代牧區 Maronite Catholic Patriarchal Exarchate of Jerusalem and Palestine
現任主教：摩薩·艾爾哈格 Archbishop Mosa El-Hage

採用東方禮的聖地馬龍尼禮（亦稱馬龍派）教會信眾大部分住在加利利。其在耶路撒冷的總部是在雅法門附近的馬龍尼修道院（Maronite Convent），以黎巴嫩的香柏樹塗畫聞名。

馬龍尼禮教會起源自四世紀隱居安提阿鄰近山脈的敘利亞裔修士馬龍尼（Maron），其官方名字為安提阿禮敘利亞馬龍尼禮教會（Antiochene Syriac Maronite Church）。馬龍尼的追隨者於七世紀開始為逃避戰火移居至黎巴嫩山一帶，鮮有跟其它教會聯繫，直至十字軍東征期間才與羅馬教庭重新建立關係。

聖公會耶路撒冷暨中東教省 Episcopal Church in Jerusalem and the Middle East
現任主教：納鴻 Archbishop Hosam Naoum

耶路撒冷及中東聖公會是普世聖公宗（Anglican Communion）的一部分，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進駐耶路撒冷，其總部設於舊城外的聖佐治座堂（St. George’s Cathedral）。主教教區設有超過二十八個教區並經營三十多個機構組織，包括復康中心、醫院、養老院和學校，每年為六千多名學生提供服務。

普世聖公宗為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的延伸。1534 年，英王享利八世（Henry VIII）為傳位、婚姻及政治問題與羅馬教庭決裂，將英國教會納入其管治之下，並以英國王室代替羅馬教宗為教會至高權力之首。

1833 年，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 Society）在基督徒關懷猶太人使團（Church’s Ministry Among Jewish People）的前身倫敦猶太人佈道會（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st the Jews）協助下，於耶路撒冷成立宣教基地。1841 年，聖公宗與其時的普魯士福音教會（Evangelical Church in Prussia）於當地共同設立新教教區，隨後發展至今日的聖公會耶路撒冷暨中東教省。

約旦及聖地信義會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Jordan and the Holy Land
現任監督：撒利阿扎爾 Bishop Sani Ibrahim Azar

1886 年，由於政治及神學分歧等原因，在當地主力社區及教育工作的信義宗（亦稱路德宗）與聖公宗分道揚鑣。1947 年，約旦信義會（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Jordan）正式獨立，並於 1959 年獲其時管有西岸地帶的約旦王室承認。2005 年，教會決議更名為約旦及聖地信義會，以反映她的事工遍及約旦、以色列國及巴勒斯坦地區。

該教會在整個地區建立了五個堂區，支持難民家庭並經營四所學校及其他社區項目，包括環境教育中心和社區發展中心。

敘利亞禮天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代牧區 Syriac Catholic Patriarchal Exarchate of Jerusalem
現任神父：森瑪恩 Reverend Camil Afram Antoine Semaan

敘利亞禮天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代牧區的總部設在大馬士革門（Damascus Gate）附近的聖托馬斯堂（Church of Saint Thomas），教堂內並設有朝聖者中心和賓館。

十七世紀，天主教教士開始在敘利亞北部進行傳教活動。1662 年，親羅馬教庭的主教阿克簡（Ignatius Andrew Akijan）被選為敘利亞正教會的牧首，但未獲反對派認同。十八世紀末，主教札維（Ignatius Michael III Jarweh）當選，敘利亞天主教會的身分亦在這段期間被確立。1845 年，其教座從現今土耳其南部的馬爾丁（Mardin）遷至黎巴嫩貝魯特。

亞美尼亞禮天主教耶路撒冷暨安曼宗主教代牧區 Armenian Catholic Patriarchal Exarchate of Jerusalem and Amman
現任神父：薩巴里安 Rt Rev. Joseph Nersès Zabbara

亞美尼亞禮天主教耶路撒冷暨安曼宗主教代牧區保留著傳統的亞美尼亞禮儀，其總部設在苦路（Via Dolorasa）第三及第四站的聖母之憂堂（Church of Our Lady of Sorrows）。

十四世紀，天主教教士開始在亞美尼亞設立宗教中心。1740 年，部分原屬亞美尼亞正教會的人選出自己的宗主教，並於 1742 年受羅馬教庭承認，其教座現設於黎巴嫩貝魯特。

除了上述教會，俄羅斯正教會、浸信會、神召會、一些彌賽亞猶太教會（Messianic Judaism）和獨立教會或基督群體亦在耶路撒冷設有教堂或聚會點。

注：「Patriarchate」和「Patriarch」在正教會傳統譯作「牧首區」及「牧首」，天主教傳統則譯作「宗主教區」及「宗主教」。

參考資料：

• 保護聖地基督徒
  Protecting Holy Land Christians
  
  
• 基督教資訊中心
  Christian Information Center
  
  
• 「基督教」釋義：天主教、東正教與新教之分別
  
  
• 維基百科條目及相關補充資料
  • Greek Orthodox Church of Jerusalem
  • Armenian Patriarchate of Jerusalem
    •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 Latin Patriarchate of Jerusalem
    • Catholic Church
  • Custody of the Holy Land
    • Order of Friars Minor
  • Coptic Orthodox Archdiocese of Jerusalem
    • Coptic Orthodox Church
  • Syriac Orthodox Archbishop of Jerusalem
    • Syriac Orthodox Church
  • Kidane Mehret Church, Jerusalem
    •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
  • Melkite Greek Catholic Patriarchal Dependent Territory of Jerusalem
    • Melkite Greek Catholic Church
  • Maronite Catholic Patriarchal Exarchate of Jerusalem and Palestine
    • Maronite Church
  • Episcopal Church in Jerusalem and the Middle East
    • Church of England
    • Anglican Communion
  •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Jordan and the Holy Land
    • Lutheranism
  • Syriac Catholic Patriarchal Exarchate of Jerusalem
    • Syriac Catholic Church
  • Armenian Catholic Patriarchal Exarchate of Jerusalem and Amman
    • Armenian Catholic Church

Source

作者：馬斯特

現時在教會流行的末世論，源流可追溯至達秘（John Nelson Darby）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時代論將人類歷史劃分成若干個時代，而我們身處的時代，是耶穌重臨前的最後一個時代。這個說法很合理，因為世界仍未結終，所以我們這一代理所當然地是最接近末日的一代——縱然耶穌升天後每一個時代的人，也同樣認為自己是末後的一代。使徒行傳記載，不少人相信耶穌復活升天後，不久便會第二次重臨，於是他們變賣財產，發展成凡物公用的公社制社會。不過，主耶穌並沒有在他們預計的時間中重臨，公社制亦只維持了很短時間，大家似乎又再如常生活。

由於中國教會三巨人之一的倪柝聲深受達秘影響，時代論亦因此而植根於中國教會，前前後後影響了好幾代人，甚至去到一個地步，時代論一度成為華人教會的「正統」。加上基要派主張字面釋經，對啟示錄的理解是「已寫好的歷史」，末後的日子將會如聖經預言般一樣發展，不認同的話就會被視為異端，直到近年歷史文學釋經方法出現後，情況才有少許改變。

九十年代中期，因為臨近第二個千禧年，面對千年蟲危機，又有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的 1999 年世界末日預言，加上媒體以及不少末日教派推波助瀾下，不少人相信 2000 年便是世界末日。當年筆者的其中一位中學老師，隨着千禧年臨近，辭工並變賣所有，醉心研究聖經末日預言，等候耶穌第二次歸來。不過當時互聯網並未普及，這段時期發生的事，在網上留下來的資料不多，但還是可以查得出片言隻語。例如 1994 年第 66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蘇穎智牧師分享啟示錄時，便明示暗示伊拉克會成為日後的中東霸者，侯賽因將會是十國聯盟的首領，成為地球上的一大霸權，如今聽來真箇滄海桑田。

以西結書及耶利米書中眾多的復國預言，是寫給當時的以色列人看。其中預言他們在八十年被擄期滿後可以歸回以色列地，似乎並不是寫給二千幾年後的人。再者，其實在主前一百五十年左右，哈斯蒙尼王朝（Hasmonean dynasty）就曾經獨立過近一百年，為甚麼在華人教會圈子中，又從來沒有人將這次復國視為預言應驗呢？

其實，教會流行的末世論，是受到近代幾件歷史事件影響而慢慢塑造出來。首先是以色列國於 1948 年「復國」，不少牧者視之為聖經預言的實現，加上有經文說「在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於是便普遍認為世界未日會在「這個世代」，即 40-70 年之內來臨。之後再加上中東石油危機、美蘇冷戰、以巴衝突等等，世界末日的想像，往往是毀滅全球的核子大戰。

筆者將一些教會中流行的末世論歸納起來，大概如下：

七頭十角獸

未來歐洲或中東會出現聯盟國，由一個軍事政治強人領袖帶領，並與以色列簽署臨時和約。此人是敵基督，任內會遇刺但奇蹟地康復，最後會自稱為神，撕破和約入侵以色列，在聖殿行褻瀆可憎的事。教會那堆七八十年代的「預言書」，最初是吹噓未來中東憑著壟斷石油，會出現十國聯盟，並由一個軍事政治強人領導，成為世界強權，後來歐盟成立後，又改口歐盟才是最終的七頭十角獸，亦有人認為聯合國才是。

敵基督

近代被視為敵基督的人，簡直有如天上繁星，例如每任美國總統均會被人描述成敵基督。當年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頭上有一塊紅痣，也有人說形狀像龍，也就是預言中的紅龍。網上亦仍流傳著查理斯王子是敵基督的文章，不過此文章是出自異端真理天城，加上內容過於荒誕，大家當作笑話看好了。八十年代，其時的伊拉克總統侯賽因亦榜上有名，因為他的冒起很符合「中東政治軍事強人」的講法。近年還有各大科技公司的頭頭，例如比爾蓋茨、喬布斯、馬斯克，還有非人事物如互聯網、人工智能等。

大淫婦

基要派向來視天主教及教宗是啟示錄中的大淫婦，認為天主教是異端，天主教徒極可能不得救。末世時，教宗會先建立起普世統一教會，繼而推動統一宗教。但這究竟是如何達成的呢？如何說服穆斯林及猶大人跟天主教徒一起拜同一個神呢，沒有人說得出一個所以然，真是十分佛系的「末日一到，統一宗教自然出現」。幾十年過去，不同宗教之間的仇恨及敵對，究竟有沒有變少而改為傾向融和合一呢，我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而且，世界共同宗教出現的預言，與末日論者宣稱末世來到前，「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不法的事增多」，是完全背道而馳。再者，基要派向來視天主教是異端，誓死不會與天主教合一，結果便出現一個十分詭異的情況——基要派時代論者信誓旦旦很快就到的末日，卻因為他們的存在，而永遠不會來到，那他們算不算是在阻礙神的計劃呢？

不過，順帶一題，世界上的確有一宗教，是以實踐世界統一宗教為宗旨，就是巴哈伊信仰（Baháʼí），中文曾經譯做大同教，不過他們信徒人數不多，只有很小基督徒認識，所以並未被納入攻擊對象。

六六六獸印

條碼曾被指是六六六獸印，但隨住技術發展，一度有人指植入式晶片才是獸印，可是植入式晶片出現近二十年，卻始終沒有流行。不過，很少人留意到，在互聯網普及前，有一段長時間，特別在美國，有些基督徒認為信用卡才是獸印。然而讓我感到十分奇怪的是，近年在某強國發展神速的電子支付系統，幾乎應驗了「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做買賣」的說法，卻從未在教會聽過有人說是獸印。

（編按：現時最新的「獸印」是新冠疫苗。）

哈米吉多頓大戰

北方大國會南下攻打以色列，從而開始末日戰爭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在八十年代，多數意指當年共產蘇聯，當時從來沒有人想過，蘇聯會一夜倒台。從聖經地理來說，以色列西面是地中海，東面是沙漠，美索不達米亞的侵略者，要擴張到地中海及非洲的時候，必需要繞道由北面攻入以色列。其實，當時聖經寫的是指亞述及巴比倫等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大帝國。即使在蘇聯未分裂，最強盛的年代，要南下攻擊以色列，還是要跨越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等國，大家有沒有想過地理上是不可行呢。

聖經密碼

筆者特意要開一少節來談《聖經密碼》（The Bible Code），因為第一冊推出之時，不少教會圈內知名人士亦受其迷惑。例如，現時仍可以在網上找到吳主光盛讚《聖經密碼》的文章《聖經密碼的奇妙》。相信很多談論聖經密碼的信徒，其實並沒有看過原著，更加不知道《聖經密碼》出了三冊。《聖經密碼》第一冊中預言 2000-2006 年會爆發全球核戰，今天已證實是錯。不過最精彩還是第二冊，作者聲稱放密碼入聖經的不是神，是外星人，你沒看錯，是外星人、外星人和外星人。（重要的事情要講三次）

「卓思寧（Michael Drosnin）認為密碼是由外星生命編寫（他聲稱外星生命也將人類遺傳密碼的 DNA 帶到地球）。他在《聖經密碼（2）：倒數計時》中詳細闡述了該理𤦎，認為帶來密碼的外星人將密碼的鑰匙放在一塊鋼製方尖碑中。他相信該塊方尖碑埋在死海附近並曾嘗試找尋。」（節錄維基百科）

如果放密碼入聖經是高度文明的外星人，對古代的人類來說，他們的能力就等於神。這種講法，已經是衛斯理科幻小說的程度。橋段和《2001 太空漫游》差不多，外星人將密碼放入聖經，直到人類有能力開發出能解開迷團的高速電腦，才有足夠的能力跟他們溝通接觸。

因為第一、二兩冊的預言沒有成真，所以第三冊連中譯本也沒有。

所以，拜託一下，自命信仰正統的基要派時代論者，不要再講聖經密碼了，除非你相信耶和華是外星人。

結語

千禧年後，由七十年代開始營造的各種末日理論均一一落空，而這些附會於陰謀論的末日預言漸漸沉靜後，已無復當年盛況。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怪力亂神之事，信主後一度沉迷鑽研末日預言，但隨年紀漸長，慢慢成為一個懷疑論者（skeptic）。無他，過去三十年教會流傳的種種預言，可以證實的基本上無一應驗。維基百科有整整一個條目，臚列出各種末日預言。因為大家仍然健在，那當然全部落空了。除非你相信《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台譯《駭客任務》）式的末日——世界其實已經被毀滅，現時所有東西都只是電腦摸擬，大家正生活在外星人所造的營養艙，那就另作別論。「耶穌快來，大家趕緊傳福音」的講法，早已成為狼來了的故事，往績這樣差，憑甚麼今次說耶穌將來，我便要信你？難道教會內，沒有更好的理由，去說服人傳福音嗎？沒有更好的方法，去叫人相信福音嗎？

原文刊於筆者網誌，蒙允轉載

Source

作者：彭國瑋牧師博士（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系列總編輯暨翻譯顧問）

本文為台灣聖經公會 2019 以色列聖經特會「從舊約到新約—上帝盟約的巡禮」閉幕的專題演講，由台灣聖經公會整理後，刊於台灣聖經公會《聖經年刊》第六期（2019）40-47 頁， 蒙允轉載。

對於在座的各位，當你使用「聖地」一詞的時候，你想到的地理範圍是甚麼？除了今天以色列國家的範圍之外，你會不會包括巴勒斯坦地區與加沙走廊（這兩個地區按國際公約，不屬於今天以色列國的範圍）？（大概會）。你會不會包括西奈半島（需要注意，西奈半島今天屬於埃及）？（大概有些人會）。你會不會包括戈蘭高地（也就是過去的巴珊地，今天雖然是以色列佔領，但按照國際公約，這仍然是敍利亞的領土）？約旦呢（約旦西側包括了過去的基列地、摩押、以東等區域）？黎巴嫩呢（這是過去腓尼基人的區域，包括推羅、西頓這些城市）？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需要問一下，你對「聖地」的定義是甚麼？是耶穌所走過的地區嗎？如果按這樣的定義，「聖地」所包括的範圍，主要是加利利地區，撒馬利亞中部，耶路撒冷，不會包括所有今天沿地中海的地區（像是凱撒利亞、約帕），也不會包括耶路撒冷以南，希伯崙、別是巴這些地點。

如果你說這樣的定義太窄了，我們應該用應許之地的角度談「聖地」。那麼，我們馬上遇到的問題是：如果根據上帝在創 15:18-21 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從埃及河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這個範圍恐怕至少應該要往北包括今天黎巴嫩、敍利亞，直到土耳其南部到幼發拉底河上中游的區域，也就是整個黎凡特的區域。如果從寬解釋，幼發拉底大河指的是上中下游全流域，我們甚至需要包括今天的全約旦、全敍利亞，以及伊拉克在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區域。

你的「聖地」有包括這麼多地區嗎？聽起來又好像太多了，是嗎？也許你說，我們換個定義：只談以色列民進入迦南地之後，真正得為業的地，只有這個範圍內的才稱為「聖地」。那我們需要知道，在歷史中，以色列民從來沒有真正控制過非利士地絕大部分地區，在迦密山以北的沿海地區，絕大多數時間也是在腓尼基人的控制之下。因此，除了約帕這個較多時間在以色列民控制下的海港之外，這些沿海的地區（南邊的非利士地與北邊的腓尼基城邦），到底可不可以算聖地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我們之前去過的凱撒利亞·腓立比，以及別是巴以南今天屬以色列國的內蓋夫（南地），事實上都是在傳統以色列民的疆域（從但到別是巴）之外，到底可不可以算聖地？

還有，約但河外的巴珊地與基列地，在分地的時候屬於呂便、迦得、瑪拿西半支派，但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這些地方有時屬北國以色列，有時屬亞蘭、摩押、亞捫，被擄歸回之後，這些地區都不是猶太人主要的居住地區。今天這些地區按國際法，巴珊地（戈蘭高地）應屬敍利亞，基列地是在約旦境內。這些地區到底該不該稱為聖地？

再來，在南北國滅亡，南國的百姓從被擄歸回之後，一直到耶穌的時代，除了哈斯摩寧王朝大約一百年的期間之外，撒馬利亞一直不是猶大人與猶太人所管轄與居住的區域，甚至是他們認為需要避開的地方。所以，撒馬利亞地區，也就是相當於今天巴勒斯坦人居住的約旦河西岸，這個過去猶太人認為的「不聖之地」，到底該不該算是「聖地」？

如果這些討論，越談越讓你困惑，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透過這些可能讓各位很困惑的討論，我希望各位會注意到，今天有不少基督徒，把當代的以色列國等同於聖地，這種想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事實上，在 1948 年現代的以色列復國之前，從未有任何時期使用過現在以色列的國界來標示政治區域的邊界，目前以色列的國界並沒有與以色列民在歷史中任何時期的勢力範圍重疊，所以任意將今日的以色列國等同於「聖地」，來與周邊的國家區別，這樣的想法顯然沒有任何根據，恐怕各位需要避免。

其實，我們基督徒該不該使用「聖地」這種用語都是個問題。為甚麼？我們需要回到使徒行傳。

徒 6:8-15 司提反與其他猶太人之間的辯論，最終造成他被帶到猶太公會前面，他的對手控告他「糟踐聖所和律法」，顯示他們所爭辯的題目與聖所和律法的議題有關。

面對這些控告，徒 7:2-53 記敍了司提反在公會中大祭司前的答辯，如果各位手中有聖經，我建議各位翻到這個部分。這段答辯的內容，可以分為六個段落：前面三個部分（7:2-8、7:9-16、7:17-38），分別談到了亞伯拉罕、約瑟、摩西，這三個以色列民歷史敍事中的重要人物，接下來第四、第五個部分（7:39-43、7:44-50），則是對以色列先祖兩段的譴責，最後第六個部分（7:51-53），是司提反的結論。

司提反在這裏所提到的三個人物，亞伯拉罕是以色列民的始祖，約瑟是以色列民族的第一個拯救者，摩西則是以色列民族史上最偉大的拯救者，同時也是最偉大的人物，這三者的事蹟都是出於摩西五經。司提反用這些人物為他的觀點辯護，意味著他絕非如控告他的人所說，是個糟踐律法的人，相反地，訴諸這些歷史，正說明了他所採取的觀點，才是律法精神的傳承。

那麼，司提反的觀點是甚麼？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述說這三位歷史偉人事蹟的方式。首先，司提反在 7:2-8 談到亞伯拉罕的時候，他的重點是亞伯拉罕一生並未得到應許給他的迦南地為業，但是因為順服而得到上帝應許，他的子孫將要得這地為業。這樣的陳述有兩方面的暗示：第一、擁有應許之地不是最重要的，因為亞伯拉罕一生並未真正擁有這塊地；第二、順服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為亞伯拉罕是照上帝所說的去做，才得到應許。

其次，司提反在 7:9-16 談到約瑟時，他的重點在於約瑟是被列祖拒絕的一位，但卻是上帝預備的拯救者。不僅如此，這次的拯救是將列祖帶離應許之地。換言之，是要離開這塊地才能得到拯救。

接著，司提反在 7:17-38 談到摩西，他的重點也是摩西是以色列民所拒絕的，但卻是上帝預備的拯救者。而這位被拒絕的拯救者預言，將來會有一位跟他一樣偉大的拯救者出現。司提反在這裏對「拒絕」的強調暗示，另一位跟摩西一樣偉大的拯救者（耶穌），同樣將會被拒絕。此外，7:30-35 上帝顯現的聖地是在應許之地以外的曠野，不在應許之地之中。

透過亞伯拉罕、約瑟、摩西三位事蹟的陳述，司提反要指出三件事：第一、應許之地的價值不是絕對的，因為亞伯拉罕一生並未擁有，約瑟所帶來的拯救必須離開這塊地才會發生，上帝向摩西顯現的聖地，是在應許之地之外；第二、順服是真正重要的（亞伯拉罕的敍事）；第三、上帝所預備的拯救者，約瑟與摩西，都遭到以色列的列祖拒絕。

司提反答辯第二與第三部分的重點，都在於「被拒絕的拯救者」，接下來第四、第五部分，司提反則將重點轉到「拒絕上帝的以色列民（我們的祖宗）」。在第四部分中，司提反指出以色列的列祖拒絕摩西，暗示他們才是真正糟踐律法的人，而拒絕摩西的結果，帶來了偶像崇拜（金牛犢事件），而第五部分則指出，他們以人手所造的殿宇代替會幕，暗示他們沒有意識到 [ 亞伯拉罕 ] 從未擁有應許之地，約瑟的拯救是在迦南地之外，上帝也是在迦南地之外的曠野與 [ 摩西 ] 同在，他們反將人手所造的殿宇絕對聖化。

因此，司提反在 7:51-53 總結他的陳述，反控在場的人，他們延續祖宗的惡行（出賣並拒絕上帝的拯救者），將義者耶穌賣了殺了。

司提反的講論是按照猶太教經典（即舊約的前身）的傳統重述民族的歷史，自然並非「謗讟摩西與上帝的話」（6:11），也沒有「糟踐律法」（6:13）或「改變摩西所交付的規條」（6:14），相反地，按司提反的觀點，他的對手將猶太地與聖殿高舉，才是違背了摩西與上帝的話，並糟踐律法。但從司提反對手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信息正是「糟踐聖所」（6:13）、「毀壞此地」（6:14），否定猶太教以聖殿為中心的信仰，自然必須置他於死地。

所以，為甚麼司提反會被猶太人打死？不是因為他講道講太長被打死（司提反這篇講論是使徒行傳中最長的一篇），而是因為他反對聖地的想法，司提反不認為耶路撒冷的聖殿或者猶太地比任何其他地方更為神聖，他是為了這樣的信念所以被打死。

當然，我們需要注意，司提反這種「沒有聖地」的神學並非當時初代教會使徒的觀點，因為教會從一開始，仍然是以聖殿中的聚會為中心。事實上，舉凡跟猶太教規矩有關的事上，使徒們都顯得非常保守，之後第 10 章哥尼流歸主的事，第 15 章會需要耶路撒冷會議來解決割禮的問題，都顯出來初代教會有一股非常保守的猶太勢力，仍然抱持著猶太中心的想法。因此司提反「沒有聖地」的神學，應該是他個人的神學認知。

但是從整個使徒行傳敍事的安排來看，司提反「沒有聖地」的神學卻是整個教會宣教的重大突破。因為沒有聖地，所以基督的福音不會侷限於一時一地，上帝的拯救、同在與「聖地」，可以在任何地方。這樣的神學是宣教的神學，鼓勵信徒離開耶路撒冷，把福音帶往地極（1:8）。司提反的這篇講論，會是使徒行傳中最長的一篇，絕非偶然。不僅如此，從文學安排的角度，7:58-60 提到司提反殉道時，掃羅站在一旁，也應是要凸顯掃羅（保羅）這位參與殺害司提反的人，後來卻繼承了司提反的神學，將福音帶往地極，真正將司提反的神學付諸實現。

而當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回到耶路撒冷，面對暴民之際，他在 22:20-21 提到司提反的死，應該是他自以為將要殉道，但他相信當年司提反殉道時，上帝在殺害司提反的人當中，興起保羅來承接司提反「沒有聖地」的宣教神學，如今在即將殺害他的暴民當中，上帝同樣也會繼續興起福音的傳人，承接將福音帶往地極的使命！

司提反為之殉道的「無聖地」神學，是使徒行傳之後宣教敍事的重要基礎。如果是這樣，做為基督徒的我們，還應該使用「聖地」這樣的概念嗎？如果我們還認為有某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神聖，我們恐怕就辜負了司提反的殉道。在基督裡，沒有任何地方比其他地方神聖，而當我們與上帝會遇的時候，任何地方也都是神聖的。對基督徒而言，沒有特別的聖地，隨處也都是聖地。

如果是這樣，我們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需要解決：不用「聖地」，我們該如何稱呼今天以色列國所在的這個區域？在今天學術寫作當中，為避免「聖地（Holy Land）」這種神學不正確的名稱，多半會用「巴勒斯坦」或者「聖經之地（the Land of the Bible）」。

當然這兩個名稱也各有其問題，「巴勒斯坦」一詞是羅馬帝國在主後 135 年第二次猶太戰爭結束之後，賦予這塊地的政治名稱，意思是非利士人之地，是刻意要消除猶太色彩所用的名稱。同時今天「巴勒斯坦」所談的範圍，主要是約旦河西岸與迦薩走廊這兩個區域。不過，「巴勒斯坦」仍然是學術上最常使用的名稱。

與「巴勒斯坦」相比，「聖經之地」是比較沒有帶刻意貶抑猶太色彩的用語，指的是聖經中敍事主要發生的地理場景。當然「聖經之地」一詞會有的問題，是需不需要包括舊約敍事提到的埃及、腓尼基、亞蘭、亞述、巴比倫、波斯等區域（也就是今天的埃及、黎巴嫩、敍利亞、伊拉克、伊朗）？同時需不需要包括保羅行蹤走過的土耳其、希臘、賽浦路斯、馬耳他、義大利？

事實上，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已經提過，即便使用「聖地」，所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我們很難有一個精確的名稱來指稱這個區域，原因也很簡單，在漫長的歷史當中，以色列民與周圍的民族之間從未有過固定的邊界，過去發生在這片土地的歷史是複雜的，從之前三位聖經公會總幹事的分享，應該也會讓各位知道，今天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繼續是複雜的。

沒有辦法有精確的名稱來描述這片土地，提醒我們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要避免用粗糙不精確的用語，大筆一揮地掩蓋複雜的現象，在這塊土地的每一個時期，所發生的許多事件，都包含了許許多多不同的角色，值得我們一一留意，有時上帝使用以色列民，有時上帝使用外邦人。

因此，做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我們不該過度看重某個民族，某塊土地，因為在基督裡不再分猶太人與外邦人，自主的與為奴的，男性與女性。既然如此，我們可以繼續使用「聖經之地」這樣不精確的名稱，然後把我們的焦點從特定的土地、特定的族群，轉到上帝將全然展現的國度與屬這國度的上帝子民，才是基督跟隨者當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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