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撒頌基（Jack Sara，耶路撒冷宣道會牧師、伯利恆聖經學院院長）

向那千名造訪了以色列，卻漠視基督在巴勒斯坦之身的牧師發出的先知呼喚

上週，約一千名牧師——大多數來自美國——展開了備受矚目的以色列之旅。他們前來宣告團結、宣揚祝福，並在聖址拍照留念。然而，在他們所有的宣言之中，有一令人痛心、缺少之事：他們當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正在受苦的基督身體，並不存在。

你們腳踏耶穌走過之地——卻拒絕與在此掙扎求存的門徒同行。你們在石頭之前祈禱——卻無視今日正為基督作證的活石。你們祝福一個國家——卻對被驅逐、轟炸或噤聲的人視而不見。

我在此向你們提出十個問題：

1. 你們造訪基督教發源地，卻不與這地仍背負基督之名的信徒相會，豈不應覺羞愧？
   「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哥林多前書十二26）
2. 你們高談「祝福以色列」，卻忽視《聖經》行公義的戒命，亦沒有為巴勒斯坦祝福時，豈不應覺羞愧？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六8）
3. 你們站在耶穌宣講八福之地，卻沒有為哀慟者發過一言，豈不應覺羞愧？
4. 你們講述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卻對當下路上的傷者視若無睹，豈不應覺羞愧？
5. 你們為古老石頭歡慶，卻無視正遭抹除的活石，豈不應覺羞愧？
   「你們作為活石，要被建造成屬靈的殿。」（彼得前書二5）
6. 你們宣揚和好福音，卻擁抱分裂人的政治言語？這豈非偏頗？你們豈不應覺羞愧？
   基督託付我們的，乃是和好職分，而非政治立場。
7. 你們對受耶穌接納的巴勒斯坦孩童哭喊時竟無動於衷，豈不應覺羞愧？
   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孩童被殺害或遭遇創傷，你們卻沉默不語。
8. 你們宣揚愛鄰之愛，卻無視巴勒斯坦鄰舍，豈不應覺羞愧？
9. 你們在美國高舉「宗教自由」旗幟，卻漠視巴勒斯坦基督徒日漸萎縮的自由，豈不應覺羞愧？
10. 你們來到聖地，卻只聽政客之言，不聽兩千年來在此盛載福音的教會之聲，豈不應覺羞愧？

當下的先知之言

你們造訪，本可帶來鼓勵、團結與療癒，可是卻似朝拜政治權力而非上帝國度。

先知曾直面君王、耶穌為耶路撒冷哀哭、使徒與被欺壓的並肩而立。然而，今日太多牧者只與特權階級、有權勢者及欺壓人者為伍。

與此同時，這片土地正以血腥、流離、恐懼與損失發出哀號。教會日漸萎縮、家庭支離破碎、社群消逝無蹤。而美國的牧者來了……卻看不見。

向我們所有人發出的悔改呼召

讓我們為選擇性憐憫而悔改。
讓我們為選擇政治安逸而非十架之道而悔改。
讓我們為漠視基督裡弟兄姊妹的苦難而悔改。
讓我們為沒有用《聖經》支持公義，反倒沉默及同謀而悔改。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五24）

悔改之門敞開
地之見證仍在呼喊
聖靈仍在責備
基督仍為耶路撒冷哀哭

Come And See – If You Are One of the 1,000: Aren’t You Ashamed!! By Jack 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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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美詩（Mercy Aiken）

各位，有一事必須清楚說明。

我不認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是兩立，而我選擇了巴勒斯坦人那邊。

這種框架非常無益，是錯誤的二元對立。

我支持的是——停止欺壓、不平等和不公義制度，那導致所有可怖暴力和苦難之制度。《聖經》中代表上主說話的先知總是選這一邊。你且去閱讀先知書，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在以色列國有猶太人，在以色列國外有更多的猶太人，他們比我更努力爭取這事。所以，這並非猶太人跟巴勒斯坦人對立的問題。你明白嗎？

這並非我愛這群多於那群，又或我兩者都愛，所以甚麼都不說。這完全錯了重點，且導致錯誤結論。

這是關乎「這種」系統或「那種」系統的問題。

不平等的制度會為所有人帶來暴力和苦痛，從來如此。無論欺壓人者或被欺壓者的身份何為。

如果你想看到以色列人繁榮興盛，如果你想看到巴勒斯坦人繁榮興盛，請為公義努力。不要以為假中立會幫到任何人，就像在美國的奴隸時代、南非的種族隔離或任何其它例子一樣。

我們需要重新建構這種思維。

不要選這群或那群邊站。要愛每一位。在愛中，選公義、正義、憐憫和真理的一邊。神的寶座——和所有真實的權柄——都是建於這些根基之上。也亦只有這些泉源，才會流出真正生命。

其它一切，皆為虛幻與偶像。

Mercy Aiken – Guys, I want to be super clear about something. I… |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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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特姆（Khader El-Yateem，美國信義會牧師，生於伯利恆附近的札拉鎮）

8月中，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出訪以色列國，他們的行程卻述說令人不安之事。這些民選官員公開表示自己是基督徒，卻選擇忽略耶路撒冷最神聖的基督教聖址，包括聖墓教堂——傳統認為是耶穌被釘十架、埋葬並從死裡復活之處。

相反，他們被拍到在西牆——在猶太傳統中具深遠意義之地，卻非屬他們自己信仰的——低頭禱告。

這不僅是視覺問題。它揭示政治錫安主義在某些美國政客中已根深蒂固，甚至乎要取代他們的基督信仰——那提倡公義、和平、復和及療癒的。

我們須說清楚：到訪以色列國不是問題所在。但忽視巴勒斯坦基督徒的苦難、拒絕到被佔領地看、忽視他們信仰根基之處，都是出於選擇，並且意義深厚。

當基督徒政客背棄基督教會，盲目地與權力和政治利益結盟時，他們沒有跟隨耶穌。他們所跟隨的，是另一種福音——帝國福音，而非十架福音。

為甚麼所謂的基督徒領袖會忽視活石——巴勒斯坦基督徒仍在禱告、抵抗，在耶穌踏過之地盼望。為甚麼不去拜訪他們？

因為這些人是錫安主義者，更甚於基督徒。

因為，事實上，這些人是假基督徒。

Question of the day: Why Are American Christian… – Khader El-Yateem |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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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德（Dimi Reider）

我對將要發生的種族滅絕有些意見。

我們以色列人傾向認為，要符合種族滅絕的定義，事件不是納粹大屠殺本身，也須與之非常相似。獨裁統治、極權國家、秘密警察；如果沒有毒氣室，至少也要有火車；如果沒有火車，那就是清單和時間表；特定的演講和特定的殺戮之間要有簡潔的線性因果關係；要有鐵絲網和行刑隊；打從開始就已明確闡述的滅絕計劃，有配額、有記錄、有證據有人嘗試實行。

然而，實際上種族滅絕並非如此發生。

大約20年前，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在著作《民主的陰暗面》（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中發表了有關種族滅絕最全面的解釋——既令人為之信服，亦令人極度不安——其中兩個主要觀點總結如下：

1. 種族滅絕最有可能發生在民主國家、正在民主化的國家，或開始變得專制並將民主與種族混為一談的民主國家——這些國家聲稱為「人民」效力，卻將她們認為是內部敵人和／或外部敵人盟友的少數民族排除在外。
2. 種族滅絕是「過程」中的後期階段，這個過程開始時會用相對「不流血」的方式試圖遷移或限制可疑之民。當殺傷力較小的種族清洗嘗試失敗，和／或遇到抵抗，和／或引致（不論是真是假）外國干預時，「過程」就會演變成種族滅絕。

舉例來說，我們經已忘記，就算是納粹黨員，在他們瘋狂、細小的腦袋中，確實相信猶太人控制世界，是猶太金源和計謀驅使協約國和蘇聯跟德國戰鬥，而不去跟德國結盟和／或光榮投降並接受德國統治。他們將大屠殺視為戰爭的關鍵部分之一，並且正正是在常規軍事行動進展不佳之時，將大屠殺工業化並且升級。

我們也非常積極地試圖忘記，首次有組織地嘗試解決「猶太問題」——我們在歐洲作為可疑的少數民族——的方式，是由艾希曼（Adolf Eichmann）領導的自願移民局。

（順帶提一提，史上最成功的種族滅絕——美洲原住民——是在沒有毒氣室或〔現代〕集中營的情況下完成的。它歷時幾個世紀，慢慢的，幾乎悠閒地，主要透過反覆、殘忍地將人口遷移而進行。一次又一次的驅逐，為了他們好……為了令他們開化……而「過程」中大規模死亡被視為無何避免）。

我們再想想。比方說，你或你身邊的人認為令逾多的巴勒斯坦人離開加沙是好，或合理，或公平，或令人遺憾卻必要之事。我們可以用鼓勵措施和移民援助等等。反正我們還能做甚麼？因為我們試過給他們立國，結果卻發生了第二次起義；因為我們試過撤離加沙，結果卻發生了10月7日。這並不理想、愉快，或漂亮的——事實上，這是種族清洗——但從長遠來看，這會是最好的。

問題來了：如果巴勒斯坦人拒絕離開，那怎麼辦？

軍事壓力如何？畢竟，我們經已透過相對零星且粗心大意的暴力行為——摧毀人口稠密的多層大樓去追擊一位與哈馬斯有關的人；讓個別的以軍指揮官在加沙地帶隨意設立未經宣布的「殺人區」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數百萬人在加沙遷來遷去。因此，也許再施多一點壓力、再造成多一點破壞、再殺死多幾個人，我們就能說服他們開始遷離加沙？

但如果仍然有太多人拒絕離開，那怎麼辦？

這就是最可怕之處。我們若要進行全面、無可爭辯的種族滅絕，名副其實的第二次納粹大屠殺，對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不一定是「那我們就殺光所有人」。我們只需回答「那麼我們就繼續施加軍事壓力，直到他們明白為止」就夠了。因為，如果這個方法一直行不通，有誰、何時會決定停止殺戮？再死五萬人之後？十萬？廿萬？一百萬？

反正你我都知，我們以色列人絕大多數都不會認真理會有多少阿拉伯人死亡。自從薩布拉和夏蒂拉之後，以色列社會從未認真地大規模反對大肆殺戮或其它戰爭罪行。

那時是1982年，幾乎是半個世紀之前。

因此，我們在新大屠殺開始之前停止的機會微乎其微。而當大屠殺一旦開始，我們停止的機會就更加渺茫。

如果我們要停止，就需要在午夜前、一週前、一年前。

今天。現在。

在以色列內閣剛剛投票通過的自願移民局開始工作之前。

原文刊載於作者面書，蒙允翻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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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歷斯阿瓦德（Alex Awad）

執筆之時，我的心情極為沉重。昨日在加沙地帶，幾十名因戰事流離失所，身處拉法市帳篷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轟炸中喪生。他們成為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成千上萬被奪去生命者中之最新一批。

過去多月裡，肆意破壞、難民逃亡、難以言喻的暴行、兒童和嬰孩的哭聲每天伴隨我們。這些畫面令我想起自己的同胞、家人和我的媽媽凱蒂自1948年——我們的「納克巴」——以來所經歷了的許多事情。

聯合國秘書長僅僅指出了一項基本事實——哈馬斯襲擊並非憑空發生——便立即被指是「支持恐怖主義」，有許多人要求他辭職。以色列政府指控，聯合國救濟工程處數以萬計的員工中有十幾人有分參與襲擊，西方國家就在未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立即停止撥款。我們的醫院變成廢墟、我們的學校搖搖欲墜、我們的家園不復存在，而極右的猶太政客就公開討論「重新屯墾」（殖民）加沙的計劃。

身為基督徒和牧師，我向主呼求：還要多久？我們的「納克巴」還要持續多久？

錯上加錯不會使之變成正確。猶太人的長期苦難和納粹大屠殺不需要、也不應被用作掩飾，或欺壓、驅逐和殺害巴勒斯坦人的空頭支票。正如許多猶太積極分子勇敢的宣告—非以我名。

多年來我一直都說，如果我們基督徒要選擇取態，那麼就讓我們站於公義身旁。讓我們在巴勒斯坦好戰分子襲擊無辜人民時譴責他們；讓我們在以色列軍隊狂轟濫炸人口稠密的平民區、虐待被囚的巴勒斯坦人、阻止成千上萬受困者獲得食物、食水和藥物時，同樣地譴責他們。

也願我們將說話變成行動，因為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願我們每一位，或多或少，也為解決問題盡上一己之力。願我們祈禱，祈求聖靈引導我們走在和解、公義與和平之道。

我為那許多呼籲停火和推進持久解決方案，結束我們「納克巴」的基督徒、猶太教徒、穆斯林、人道主義者和有良知者的聲音感到振奮。我為那些來自國際社會，冒著重重危險，自願進入加沙幫助我們的人獻上感謝。我為那些在嚴峻環境下，仍努力本著尊嚴過活的加沙弟兄姊妹感到鼓舞。他們的堅毅——「豎末德」（sumud）——在世界各地蕩然回響。

加沙將重新展翅。巴勒斯坦人將再次上騰。或許我未能親眼看見，但透過你們的祈禱和行動，阿拉伯人、猶太人及其他所有人，終有一日可在從河到海之間的地土上，和平共處。

本文是《巴勒斯坦回憶錄》作者去年中為增訂版所寫之序。

該書增訂版已於近日推出，而電子書現時已在博客來、讀墨、台灣漫讀、Kobo、HyRead等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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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鯤生（《校園》雜誌前任主編）

唸高中時，在靈光書室被一本書的書名吸住目光：《聖經是神默示的嗎？》（張郁嵐著）；儘管內頁編排密密麻麻，我讀得極為仔細。後來，這本書和《漫天烽火待黎明》（葛培理著）、《給你，瑩瑩》（張曉風著），成為我樂於推薦予朋友的「信仰入門三書」。

張郁嵐從不同角度，反覆說明《聖經》實實在在是萬書之書，超凡而又準確。

作者所舉眾多例子中，近代以色列國建國（西元1948年）是其中之一。作者寫道：「猶太國已經復國完成，是聯合國第六十個加入聯合國之國家⋯⋯倘若猶太人現在已不存在，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樣，而聖經卻說：猶太要復國，豈不是大笑話嗎？」

除了這書，我還不止一次聽到佈道家舉此例以支持舊約《聖經》預言得到應驗。

年輕如我，原本就有「盡信書」的傾向，加上傳道者慷慨激昂的表達，使我的信念更為堅固。

何故，堅定的信念竟開始動搖？

是因為邂逅了曾在黎巴嫩工作的查普曼（Colin Chapman）寫的《應許之地屬於誰？》（Whose Promised Land?）一書。

巴勒斯坦這塊所謂「應許之地」，數千年來，所有權不斷易手。查普曼逐一列舉，前後竟有十四次之多，可見這塊土地複雜的程度。

困境和糾結有解，還是沒有？國際上，通常訴諸談判或武力，基督徒呢？應該是回歸源頭吧，也就是回到聖經。

查普曼、斯托得（John Stott）和萊特（Chris Wright）認為查考舊約聖經與現代人、與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的關連性，一定不可「繞」過新約聖經，若直接由舊約跳到今日社會，非常危險。

斯托得舉羅馬書二章末兩節為例：「⋯⋯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惟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

換句話說，耶穌事件（道成肉身、釘十字架、從死人中復活）驚天動地完成之後，誰是「真以色列人」，誰不是，已經不再憑「血統」來判定，而是依此人與耶穌有無生命關連而定。

斯托得簡要的作了結論：「認信耶穌是彌賽亞的外邦信徒，是真以色列人；不願認信耶穌的以色列族人，反而不是。」

同理，舊約聖經提到的以色列將來要復國，在新約聖經的亮光照射下，與公元1948年在巴勒斯坦復國的以色列政府，是兩件不同性質的事。二者不可輕率畫上等號，一點都不可。

我們該以何種態度，面對今日的以色列政府？我認為我們應該肯定這個政府大部分的努力，正如我們肯定其他每一個政府大部分的努力。

其次，我們應該批評和抗議以色列政府內政和外交上的欺壓、迫害與隔離，正如我們必須批評與抗議世界上其他政府的不公不義之處。

我們不應貶低以色列政府，但我們同樣不須抬高這個政府。她就是一個治理國政的政府，不比這高，也不比這低。

寫這篇短文，我心中滿懷遺憾與不解：一個政府怎麼會設下那麼多的障礙，來為難住在她旁邊的鄰國居民？那些手無寸鐵、每天為五斗米奔波的巴勒斯坦民眾。

歡迎本書以一個家庭生離死別的紀錄，完整披露在我們眼前，難得的是，這個受盡苦難折磨的家庭，在上主的愛與療癒之下，不再有恨。他們活著的目標與動力，就是希望帶給當地兩方對立族群愛與和平。

希望以色列政府漸漸有「雙贏」思維的從政者加入，希望港台，以及全球華人教會領袖，有機會靜下心，開放心，優先讀一讀這本血淚凝成的希望之書。

本文是作者為《巴勒斯坦回憶錄》中文版所寫之序言。

該書增訂版已於近日推出，而電子書現時已在博客來、讀墨、台灣漫讀、 Kobo、HyRead等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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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柏祺博士（Dr. Ray J. Bakke）

過去41年來多次到訪以色列的我，收到要為亞歷斯阿瓦德牧師其中一本著作的中文版寫簡序的邀請時，才意識到自己每一次到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伯利恆期間，定必遇上最少一位阿瓦德家族的成員。

1976年，我以芝加哥麥考密克神學院（McCormick Seminary）博士生的身分隨考察團到訪當地。那時是3月份，雪花輕落在我們身上，而我們就站在昔日通往馬槽廣場的大道——伯利恆聖經學院（Bethlehem Bible College）的早期校址——聽著比沙拉阿瓦德（Bishara Awad）牧師分享他創辦聖經學院的異象。及後，聖經學院不但因擴展需要搬到新校舍，更在加沙、西岸和拿撒勒成立分校。

1986年，唐華格納（Don Wagner）牧師和我一起再到當地，這次研究期間我們遇上了在當地著名推動和平運動的穆巴拉克阿瓦德（Mubarak Awad）。他和太太蘭西加入了我們命名為福音派中東關注組（Evangelicals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的組織，成為創會成員。

唐和我往後多年不斷往返當地，期間遇上許多牧者，包括浸信會牧師亞歷斯阿瓦德，他是巴勒斯坦及東耶路撒冷三十個福音派教會及事工的領袖之一。作為一位美國浸信會牧師和神學院教授的我，總是很自豪的向那些充滿疑惑的美國人介紹那所在拿撒勒有過千學生的浸信會學校、在加沙長期運作的浸信會醫療事工，還有那三十間在以色列的浸信教會及福音派教會，我並告訴他們這些「奇人」不單是福音派基督徒、也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色列公民，其中很多還是浸信會會友。

西方基督徒迫切需要知道巴勒斯坦基督徒是以長遠目光察看歷史的。他們自1948年開始就在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及地理環境上被箝制，情況雖然每況愈下，但他們卻忠實地活在當下。聖奧古斯丁曾提醒基督徒要同時活在三個時區當中，對我們來說「往昔就是當下的記憶，而將來就是當下的可能」。如果你有一張我們兒時曾坐著擠牛奶的三腳凳，應該知道這種小凳能在任何的地形上站得穩妥，就好像在巴勒斯坦一樣。

但我們有的是盼望。在其中一次到訪中，唐華格納和我跟一些以色列知識分子、律師和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見面。當中有一位叫哈伊姆舒爾（Chaim Shure）的人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已故的他曾是《新觀點》（The New Outlook）雜誌的編輯，並擁有自己的農場公社（kibbutz）。他持平清晰的觀點在我們認識的人中備受尊重。當他跟我分享他對巴勒斯坦人及他們抗爭的看法時，其中一句說話使我非常驚訝，他說：「每次我從西岸跟巴勒斯坦人接觸及對話回來後，我都會跟自己說：『他們贏了！』」

我詫異地問：「為甚麼你會這樣說？你跟我們都看得見他們的景況，是絕望之中更形絕望。」

哈伊姆舒爾如此回答：「在猶太人佔領底下的巴勒斯坦人，正在學習我們猶太人在歐洲、美國及其他地方身處貧民區時所學到的技能和磨練。生存技巧並不只是在學校和家裡學到的。他們把我們囚在監裡，到我們被釋放時就變成了熟悉法律的人；他們再把我們囚在監裡，我們就變成了熟悉另一種語言的人。我們把監牢和壓迫變成了大學和研究生學院。現在我見到的巴勒斯坦人也一樣，他們正在學習我們一直以來賴以求存的同樣技能。

「相反，我們猶太人現在都去參軍服役，假期時就到海灘，長假時就到倫敦及其他世外桃源。我們猶太人的年輕一輩在一代之間遺忘的，巴勒斯坦人就在同一時間學曉，超越我們。他們贏了。」

聽這一段對話的之前十年，在面向金圓寺和耶路撒冷舊城的斯各帕斯山（Mount Scopus），一位拉比對麥考密克神學院考察團講話期間，我問他猶太神學如何看待以色列國的存在。

他慎重地回答我：「每一群稱得上是一族人的人，必定曾在他們的歷史上擁有過權力。以色列國就是我們在現代社會第一次擁有權力的機會。」

他停頓了一下，忽然有一顆大淚珠從他臉上流下來，他繼續說：「如果上帝是公義的，衪或需要把我們從這地再一次驅逐出去。我們現在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跟納粹黨對待我們的方式一樣。」

如我開首所說的，阿瓦德一家擁有不平凡的孩子。他們由一位偉大的母親養育成人，她的丈夫在他們昔日西耶路撒冷住所的後廊被一位猶太狙擊手所殺。這位英勇的母親拒絕讓她的孩子在苦痛和報復中打轉，並帶領他們一同堅守二千年前在同一城巿遇害的和平使者——耶穌的教導。到近年，當我們到訪伯利恆期間，除了探訪各個教會和伯利恆聖經學院之外，我們更會和森美阿瓦德（Sami Awad）見面，聽他講說聖地基金（Holy Land Trust）在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的復和事工，並且在每兩年一次的「基督在檢查站」（Christ at the Checkpoint）聚會中，跟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碰面。阿瓦德家族的深遠影響使我們都大感驚訝。

擱筆之前，讓我分享約旦國王侯賽因曾對我說的一段話。1986年，我跟我的學生、多年朋友且也是巴勒斯坦歷史及政治作家唐華格納，在安曼的中東基督教協進會會議作訪客期間被國王邀請跟他見面。我們三人加上他的私人助理在他那細小的辦公室裡，他直接的說：「你應該很清楚，基督徒是中東的凝聚劑。假如中東的基督徒被趕走的話，我們這些溫和派穆斯林將會是下一批。」我看一看我的手錶，當時是2時15分，我會永遠記住這一刻。

亞歷斯在浸信會的事工、比沙拉在聖經學院的服事、穆巴拉克的和平運動、森美的聖地基金，還有許多我未有提及的事工，清清楚楚的告訴我阿瓦德家族在這地上美善工作的果效。願他們如聖經所說的：「更增加千倍。」

本文是已故的作者為《巴勒斯坦回憶錄》中文版所寫之序言。

該書增訂版已於近日推出，而電子書現時已在博客來、讀墨、台灣漫讀、Kobo、HyRead等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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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

「你們有何處可往？」、「我們無處可去（We have no other land）。我們活在這裡，因此必須忍受。」

十多年前首次踏足巴以地區，隨團到訪希伯崙南部山嶺（South Hebron Hills）某條貝都因人村落。那裡毗鄰綠線，位處理論上屬巴勒斯坦人、奧斯陸協議下的C區。當日，新近被拆的建築殘骸還在，有人講解介紹當地情況，孩子們就躲在背後探頭出來偷看。負責介紹的人說，那裡差不多每一個「建築物」——包括簡陋的雞棚——都有清拆令，隨時可被拆毀。

雖然早已知道在佔領地區，以軍會用清拆房屋的手段欺壓巴人，迫他們離開。但親眼看見，在希伯崙南山那種荒山野嶺，仍然要此殘忍手法迫人離去，還是令人相當氣憤——特別是美輪美奐的猶太殖民區就近在咫尺。有些親以崇猶、愛猶慕以的人常說，猶太人很了不起，能令寸草不生的沙漠變成綠洲……為甚麼那些殖民者不去內蓋夫開墾荒地，要來這裡霸佔別人的家？

去年中到以巴時，太太跟拉比保護人權協會探訪另一條同在希伯崙南山的貝都因人村落。去之前幾日，村內就有數間房子被拆。去的那天，還有一班外國使節和國際傳媒一同前往。外交官在鏡頭前宣讀聲明，其後英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館還煞有介事地發新聞稿，太太回來後也將所見所聞投稿《明報》。

回來後不久，尤瓦爾亞布拉罕（Yuval Abraham）和巴素阿德拉（Basel Adra）等人製作的《家不成家》（No Other Land）在夏日國際電影節中上映，那時還未有中文字幕。昨天，朋友告知原來現時已有中文字幕的版本在百老匯上映，可能是跟該片被提名奧斯卡有關。

《家不成家》去年在柏林影展獲選為最佳紀錄片後，亞布拉罕在領獎時的演說，為他自己和家人帶來了麻煩。10月7日後，以色列猶太人普遍被報復之心沖昏頭腦，加沙人當然首當其衝，然而西岸人亦無法置身事外，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全權由以軍控制的C區之人。

而在以色列猶太人之中，不要說那些替巴人說話的，就連將巴人當人看待的人也被欺凌。如是者，亞布拉罕這種「叛徒」，自然成為了極右人士的目標。還好的是，他是猶太人，所以「只是」收到死亡恐嚇，未有成為殖民者或以軍槍下的亡魂之一。

筆者有時其實不想去看有關巴以的紀錄片，因為每次看完後，都有一種無力感壓在心頭——同樣的情況，幾年、十幾年、幾十年之後，若非沒有改善，就是逾變逾差。

早前，碰巧得知某位朋友原來是讀新聞系的，但之後感到以報導改變社會的想法太天真，所以沒有繼續從事傳媒。在《家不成家》中，我們也可看到亞布拉罕和阿德拉同樣有著這種想法。非常遺憾的是，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朋友的覺悟，似乎才是真理。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所做的、使節所做的、我們所做的、良善之人所做的，至今並未為整體情況帶來實質、正面的改變。

二次大戰後，歐洲各國政府及人民對納粹大屠殺種種知道幾多，成為歷史學家研究及討論的題目。大家會問，如此可怖的人性悲劇，是否因為無人知道而未有被制止？若然有多些人知道實情，能否阻止幾百萬人被殺？

然而，看罷《家不成家》，看著美以當下推動進一步種族清洗加沙（及西岸）。筆者不禁要問，日光之下是否確無新事？

可是，至少，亞布拉罕和阿德拉兩人已成功突破藩籬、隔閡，在高牆中鑿穿了那怕是指縫之隙。在電影之外，也有許多人正為村民奔跑，見證人性光輝。

若然公義之輪確是正方，那麼就有賴更多人、更用力地推。或許，人之所以為人，不是因為為己，而是當我們看見軟弱、無聲者之時，願意捨棄舒適圈去成為別人的鄰舍。

注：本片香港譯名全名為《家不成家——我生於巴勒斯坦》，另外也有譯《你的國，我的家》、《唯一的土地》

延伸閱讀：馬薩費爾亞塔——訪《希伯崙的山洞生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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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

去年走訪巴以時，特意到阿什杜德，為的是探訪一個相當特別的事工——和睦同居（Shevet Achim）。

當年筆者離開加沙後，因為簽證時間問題在西奈東岸一了無人煙之地，在那裡的草棚住了些時間，機緣巧合地遇上一位美國牧師。他得知筆者稍後會到以巴後，建議去找他們瞭解一下。

該事工的名字取材自希伯來語詩篇一卅三1——「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由美國信徒約拿單邁斯（Jonathan Miles）於1994年創辦。

多年前，原本身為記者的邁斯感到上帝呼召，前往以色列國，初時負責幫助窮困的俄裔猶太移民。在此期間，有位非猶裔的烏克蘭婦女請他幫助自己那患有血癌、年僅十三歲、只剩幾個月命的兒子。然而，由於她沒有錢，以色列的醫院拒絕提供治療。於是邁斯開始祈禱，並動用自己的人際網絡，令孩子的慘況得到傳媒關注。

其後，開始有人捐款支持。此外，醫院主管的太太們也向丈夫施壓。最後，邁斯籌得足夠款項，醫院也願減收費用，孩子得以接受手術，事件令猶太教授都感到錯愕。雖然孩子回到烏克蘭1年後，病情再次復發，最後惋惜而逝。但有關經驗——就因那位孩子的生命是上帝所賜，所以值得拯救——激發了邁斯開始有關的醫療事工。

初期，邁斯主力仍是服侍猶太人。其後，某次有位加沙婦人問他，為甚麼你不來幫助我們？加上剛好有以色列醫生也想要幫助「另一邊」的人，令邁斯展開了這個現在聽起來十分奇妙甚至乎難以置信的事工。

探訪當日，邁斯因要帶加沙小孩從伯利恆到特拉維夫接受治療，所以由兒子撒迦利亞（Zechariah Miles）接待我們。

撒迦利亞表示，一家曾在加沙住了5年，而自己是在最後1年出世。他說，見過加沙人醜惡之時，也見過加沙人美麗之時，「但他們確實充滿愛，而且好客的程度難以想像」。

記得筆者首次接觸他們時，和睦同居的大本營還在耶路撒冷的先知街（Prophet’s Street）。後來，他們搬到了阿什杜德——因為那裡剛好位處加沙與醫院中間——正好反映著和睦同居作為橋樑的角色。

這些年間，他們的事工範圍亦有所擴展，開始安排敘利亞及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人嬰兒前到以國接受治療。撒迦利亞甚至表示，在庫爾斯坦沒有家庭是不認識曾到過以國接受心臟手術的孩子。

和睦同居服侍的，都是些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嬰兒和小孩。由於阿拉伯人同族婚姻的比例高，所以他們患有此病的機率也高。雖然周邊地區的醫療技術已有改善，但卻仍相對落後，沒有外界幫助下，父母很多時只能看著他們的兒女死去。

撒迦利亞表示，和睦同居除了是醫療事工外，也是建立團結之處，是遵行基督吩咐的一群。孩子們的手術和治療費由捐獻支持，而團體中大部分人亦都是志願參與。他們除了一同服侍，也一同生活、一同敬拜。

10月7日後，很多以色列人認為復和不再可能，感到被背叛，其中甚至包括醫生。然而，當有人問到撒迦利亞為何不離去時，他只是說：「我想不到要前往任何其它地方」。

雖然人許多時在各種關係與層面——種族、政治、國家、經濟、宗教、派別、神學——不一定意見相同，甚至乎南轅北轍。然而，異同中求存、以恩慈相待，總比互相敵視、散播仇恨，來得更美、更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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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

記憶中有人曾經說過，「我們對猶太人的歷史很熟識，但對巴人的歷史很無感」（來自記憶，未有筆錄，可能有誤）。

昨晚承蒙錯愛獲邀在城中讀書會替張翠容女士主講的「巴人的文學出口」做主持，在過程及答問環節中再一次體會到這句話的意思。

筆者並非文學人，思維曾經也許跟不少香港人一樣，非常現實：誰對誰錯、那方有理、責任誰屬，又或者，靠那邊站對自己最有利.……文學人將簡單小事化成長篇大論的能力，對想要知道「事實」、「歷史」的人來說，性價比往往不及數字、地圖來得實際。

自己首次接觸巴勒斯坦文學，是當年編著書籍時，為想要書內有不同聲音，特意去找他們所寫的東西，並無意中找到了達為希（達爾維什）的《牢房》。他在詩中描繪被困之人，身體仿如隨詩到處遊歷，而負責繫上枷鎖的人，卻反被囚於四壁之內。描繪的除了是個人，也許亦是在述說兩個民族的當代經歷。

以詩代表巴人聲音，也是想要告訴讀者，他們並非都是刻板印象中的好戰、恐怖分子，又或是「被宣傳」下懷著幾千年怨恨，終日只想要殲滅對方的未開化之民。

說到這裡，筆者也必須替猶太人說句公道話：他們並不是某些親巴人士眼中，都是與生俱來的殘暴貪婪之民。特別是以色列猶太人切身處地的恐懼，即管將政客們擺弄之因排除在外，仍是非常真實，不可忽視。我們需要有意識地嘗試走進巴人的心境，同時亦需有意識地走進猶太人的心境，這樣才可深入全面地認識種種。若然是有心想要為當地和平出一分力的人，如此去作在筆者看來更是必須。

納克巴後的巴人文學，就如講者所言，有著抵抗文學和流亡文學兩種特質，前者重建民族認同，後者反映流亡苦痛。無可否認的是，巴人的民族身份，在某程度上是對錫安主義的一種回應，俗啲講就是「迫出來的」。這不是說他們從來沒有與周邊阿拉伯文化相異之處——將所有說阿拉伯話的人打造成鐵板一塊，跟將所有會說粵／國／普語的人視為一模一樣，是簡單而又錯誤的認知。

民族身份是如何建構出來，人類學家已作過無數論述，各地各民也有其背景歷史。不論是猶太人、巴勒斯坦人、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台灣人、烏克蘭人……甚至乎香港人自己，不也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探索且仍在探索之中？

在《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中，巴爾古提對流亡之苦的描繪，並不煽情卻又令人感慨萬分。當然，他講述的大都僅是自身經歷，然而卻又不時能帶讀者從他的心窗走進宏觀大局，看到一整代巴人的流離故事，絕非僅是個人感覺良好的雞湯文。他的文字，有血有肉，確確實實的能令人對巴人的歷史有感。

到答問時間首位提問者發出的質疑：巴爾古提著寫此書，當中會否也想要作為巴人的「宣傳機器」？或許這就是人們多年耳濡目染後對巴人歷史無感的原因之一：他們所做一切都只是為自己博取同情、抵毀對方、不值一提。

筆者不是巴爾古提心蟲，無以得知他曾否這樣想。然而，筆者看到他的內心掙扎，也對自己同胞作出批評，絕非大外宣的一面唱好。再者，若然有人想要這樣去想，也需以同樣心態去看對家著作，不然就正正落入薩依德提出的東方主義之中（然而薩依德亦有其限制，他日有機會再談）。

或許，巴爾古提其實只是在書寫自己。又如另一位回應者所言，他可能就是為「人」而寫。

無論我們如何在知識之海浸沉，反覆論述討論，始終不免帶著自己的人生包袱，有著自己的盲點。文學人要做的，就是在天地之間坦然而寫，讓作品自己跟讀者對話，令彼此人生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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