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亞歷斯阿瓦德（Alex Awad）

執筆之時，我的心情極為沉重。昨日在加沙地帶，幾十名因戰事流離失所，身處拉法市帳篷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轟炸中喪生。他們成為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成千上萬被奪去生命者中之最新一批。

過去多月裡，肆意破壞、難民逃亡、難以言喻的暴行、兒童和嬰孩的哭聲每天伴隨我們。這些畫面令我想起自己的同胞、家人和我的媽媽凱蒂自1948年——我們的「納克巴」——以來所經歷了的許多事情。

聯合國秘書長僅僅指出了一項基本事實——哈馬斯襲擊並非憑空發生——便立即被指是「支持恐怖主義」，有許多人要求他辭職。以色列政府指控，聯合國救濟工程處數以萬計的員工中有十幾人有分參與襲擊，西方國家就在未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立即停止撥款。我們的醫院變成廢墟、我們的學校搖搖欲墜、我們的家園不復存在，而極右的猶太政客就公開討論「重新屯墾」（殖民）加沙的計劃。

身為基督徒和牧師，我向主呼求：還要多久？我們的「納克巴」還要持續多久？

錯上加錯不會使之變成正確。猶太人的長期苦難和納粹大屠殺不需要、也不應被用作掩飾，或欺壓、驅逐和殺害巴勒斯坦人的空頭支票。正如許多猶太積極分子勇敢的宣告—非以我名。

多年來我一直都說，如果我們基督徒要選擇取態，那麼就讓我們站於公義身旁。讓我們在巴勒斯坦好戰分子襲擊無辜人民時譴責他們；讓我們在以色列軍隊狂轟濫炸人口稠密的平民區、虐待被囚的巴勒斯坦人、阻止成千上萬受困者獲得食物、食水和藥物時，同樣地譴責他們。

也願我們將說話變成行動，因為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願我們每一位，或多或少，也為解決問題盡上一己之力。願我們祈禱，祈求聖靈引導我們走在和解、公義與和平之道。

我為那許多呼籲停火和推進持久解決方案，結束我們「納克巴」的基督徒、猶太教徒、穆斯林、人道主義者和有良知者的聲音感到振奮。我為那些來自國際社會，冒著重重危險，自願進入加沙幫助我們的人獻上感謝。我為那些在嚴峻環境下，仍努力本著尊嚴過活的加沙弟兄姊妹感到鼓舞。他們的堅毅——「豎末德」（sumud）——在世界各地蕩然回響。

加沙將重新展翅。巴勒斯坦人將再次上騰。或許我未能親眼看見，但透過你們的祈禱和行動，阿拉伯人、猶太人及其他所有人，終有一日可在從河到海之間的地土上，和平共處。

本文是《巴勒斯坦回憶錄》作者去年中為增訂版所寫之序。

該書增訂版已於近日推出，而電子書現時已在博客來、讀墨、台灣漫讀、Kobo、HyRead等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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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柏祺博士（Dr. Ray J. Bakke）

過去41年來多次到訪以色列的我，收到要為亞歷斯阿瓦德牧師其中一本著作的中文版寫簡序的邀請時，才意識到自己每一次到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伯利恆期間，定必遇上最少一位阿瓦德家族的成員。

1976年，我以芝加哥麥考密克神學院（McCormick Seminary）博士生的身分隨考察團到訪當地。那時是3月份，雪花輕落在我們身上，而我們就站在昔日通往馬槽廣場的大道——伯利恆聖經學院（Bethlehem Bible College）的早期校址——聽著比沙拉阿瓦德（Bishara Awad）牧師分享他創辦聖經學院的異象。及後，聖經學院不但因擴展需要搬到新校舍，更在加沙、西岸和拿撒勒成立分校。

1986年，唐華格納（Don Wagner）牧師和我一起再到當地，這次研究期間我們遇上了在當地著名推動和平運動的穆巴拉克阿瓦德（Mubarak Awad）。他和太太蘭西加入了我們命名為福音派中東關注組（Evangelicals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的組織，成為創會成員。

唐和我往後多年不斷往返當地，期間遇上許多牧者，包括浸信會牧師亞歷斯阿瓦德，他是巴勒斯坦及東耶路撒冷三十個福音派教會及事工的領袖之一。作為一位美國浸信會牧師和神學院教授的我，總是很自豪的向那些充滿疑惑的美國人介紹那所在拿撒勒有過千學生的浸信會學校、在加沙長期運作的浸信會醫療事工，還有那三十間在以色列的浸信教會及福音派教會，我並告訴他們這些「奇人」不單是福音派基督徒、也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色列公民，其中很多還是浸信會會友。

西方基督徒迫切需要知道巴勒斯坦基督徒是以長遠目光察看歷史的。他們自1948年開始就在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及地理環境上被箝制，情況雖然每況愈下，但他們卻忠實地活在當下。聖奧古斯丁曾提醒基督徒要同時活在三個時區當中，對我們來說「往昔就是當下的記憶，而將來就是當下的可能」。如果你有一張我們兒時曾坐著擠牛奶的三腳凳，應該知道這種小凳能在任何的地形上站得穩妥，就好像在巴勒斯坦一樣。

但我們有的是盼望。在其中一次到訪中，唐華格納和我跟一些以色列知識分子、律師和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見面。當中有一位叫哈伊姆舒爾（Chaim Shure）的人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已故的他曾是《新觀點》（The New Outlook）雜誌的編輯，並擁有自己的農場公社（kibbutz）。他持平清晰的觀點在我們認識的人中備受尊重。當他跟我分享他對巴勒斯坦人及他們抗爭的看法時，其中一句說話使我非常驚訝，他說：「每次我從西岸跟巴勒斯坦人接觸及對話回來後，我都會跟自己說：『他們贏了！』」

我詫異地問：「為甚麼你會這樣說？你跟我們都看得見他們的景況，是絕望之中更形絕望。」

哈伊姆舒爾如此回答：「在猶太人佔領底下的巴勒斯坦人，正在學習我們猶太人在歐洲、美國及其他地方身處貧民區時所學到的技能和磨練。生存技巧並不只是在學校和家裡學到的。他們把我們囚在監裡，到我們被釋放時就變成了熟悉法律的人；他們再把我們囚在監裡，我們就變成了熟悉另一種語言的人。我們把監牢和壓迫變成了大學和研究生學院。現在我見到的巴勒斯坦人也一樣，他們正在學習我們一直以來賴以求存的同樣技能。

「相反，我們猶太人現在都去參軍服役，假期時就到海灘，長假時就到倫敦及其他世外桃源。我們猶太人的年輕一輩在一代之間遺忘的，巴勒斯坦人就在同一時間學曉，超越我們。他們贏了。」

聽這一段對話的之前十年，在面向金圓寺和耶路撒冷舊城的斯各帕斯山（Mount Scopus），一位拉比對麥考密克神學院考察團講話期間，我問他猶太神學如何看待以色列國的存在。

他慎重地回答我：「每一群稱得上是一族人的人，必定曾在他們的歷史上擁有過權力。以色列國就是我們在現代社會第一次擁有權力的機會。」

他停頓了一下，忽然有一顆大淚珠從他臉上流下來，他繼續說：「如果上帝是公義的，衪或需要把我們從這地再一次驅逐出去。我們現在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跟納粹黨對待我們的方式一樣。」

如我開首所說的，阿瓦德一家擁有不平凡的孩子。他們由一位偉大的母親養育成人，她的丈夫在他們昔日西耶路撒冷住所的後廊被一位猶太狙擊手所殺。這位英勇的母親拒絕讓她的孩子在苦痛和報復中打轉，並帶領他們一同堅守二千年前在同一城巿遇害的和平使者——耶穌的教導。到近年，當我們到訪伯利恆期間，除了探訪各個教會和伯利恆聖經學院之外，我們更會和森美阿瓦德（Sami Awad）見面，聽他講說聖地基金（Holy Land Trust）在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的復和事工，並且在每兩年一次的「基督在檢查站」（Christ at the Checkpoint）聚會中，跟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碰面。阿瓦德家族的深遠影響使我們都大感驚訝。

擱筆之前，讓我分享約旦國王侯賽因曾對我說的一段話。1986年，我跟我的學生、多年朋友且也是巴勒斯坦歷史及政治作家唐華格納，在安曼的中東基督教協進會會議作訪客期間被國王邀請跟他見面。我們三人加上他的私人助理在他那細小的辦公室裡，他直接的說：「你應該很清楚，基督徒是中東的凝聚劑。假如中東的基督徒被趕走的話，我們這些溫和派穆斯林將會是下一批。」我看一看我的手錶，當時是2時15分，我會永遠記住這一刻。

亞歷斯在浸信會的事工、比沙拉在聖經學院的服事、穆巴拉克的和平運動、森美的聖地基金，還有許多我未有提及的事工，清清楚楚的告訴我阿瓦德家族在這地上美善工作的果效。願他們如聖經所說的：「更增加千倍。」

本文是已故的作者為《巴勒斯坦回憶錄》中文版所寫之序言。

該書增訂版已於近日推出，而電子書現時已在博客來、讀墨、台灣漫讀、Kobo、HyRead等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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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巴勒斯坦回憶錄》中文版主編）

去年初亞歷斯阿瓦德牧師（Alex Awad）主講「巴勒斯坦牧師看以哈戰爭」時，有聽眾指講員在《巴勒斯坦回憶錄》一書中，引述以色列國首任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言論時有誤。

經查證後，筆者發現書中第九十七頁的第三句引述確實有誤，故已在其後銷售的初版，及將即推出的第二版及電子書中刪掉：

「我們要透過恐怖手段、行刺、威嚇、土地充公、切斷所有公共資源，使加利利境內的阿拉伯人一個不留。」

為了核查有關內容，筆者曾向多位人士查詢，並得到以色列歷史學家莫里斯（Benny Morris）及巴勒斯坦歷史學家麥沙赫（Nur Musalha）回應。

莫里斯指本古里安「絕不會如此說」，而麥沙赫亦指有關引述並不可靠。

除本古里安外，坊間亦有說法指該句是撰寫《康力備忘錄》（Koenig Memorandum）、其時以國內政部北部專員的康力（Yisrael Koenig）所言。就此，莫里斯指康力同樣不會如此說，雖然他「當然想將加利利『猶太化』」。而麥沙赫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將整句刪掉會是最好的做法。

因此，與作者商量過後，我們決定在中文版第二版中刪掉此句引言，並以此聲明向讀者致歉。

有關此句的相關討論，筆者找到最詳細的解釋是在英國猶太律師朱利爾斯（Anthony Julius）所著的《流散的考驗：英國反猶史》（Trials of the Diaspora: A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in England）之中。

根據朱利爾斯，將此句廣泛流傳的人是澳洲記者皮爾格（John Pilger）。他指皮爾格極可能是照抄其時另一位作家的言論，而最初刊登了皮爾格該篇文章的《新政治家》雜誌（New Statesman）其後亦有作出修正聲明。

誠然，在認識巴以、以巴的過程中，如同許多世事一樣，我們很難找到完全「客觀」的論述。然而，我們的認知除了感性以外，亦必須是建基於事實之上。

雖然本古里安的而且確主張將阿拉伯人「轉移」別處（可參見另一引言「我們必須把阿拉伯人趕逐出去，奪其土地」在維基百科上的詳細討論），而「恐怖手段、行刺、威嚇、土地充公、切斷所有公共資源」亦是猶太民兵、恐怖分子、以軍及殖民者曾經並仍然會使用的手段，但本著「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的立場，筆者必須替本古里安平反。

與此同時，筆者亦希望求真的態度能在以巴巴以論述——以至各種情況——中廣泛流傳。利益先行、立場先行、意識形態先行的做法，並不是文明社會中人的應有態度。

此外，筆者也想借此機會強調批評或反對錫安主義（anti-Zionism）並不等同於反猶主義（anti-Semitism）。而反對錫安主義亦不代表要鼓吹破壞拆毀當代的猶太邦國。當許多猶太和平分子站出來為公義和平及巴勒斯坦人發聲之時，筆者希望愛猶慕以者能同樣學習他們那種「愛之深、責之切」的道理。

最後，筆者再次感謝德慧文化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協助出版此書，並為有關錯誤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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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

在街坊谷收到蘿蔔糕資訊，轉寄至舊同學群組後，有人笑說可免費提供，惟需親身到英國自取。

這幾年間，不知有多少舊相識經已離港，不少更是走了才知。有些朋友在風頭火勢過後，也曾回來短聚或處理要事。然而，有的由於歷史原因，除非世情發生巨變，即或再見亦無法在此。

讀巴爾古提這本著作，需要對巴人歷史有一定認識，又或者，自己經歷過類似的顛沛流離，才能體會到箇中深度。香港人日理萬機，加上作者非按時序著寫，中間幾章讀起來可能會有點艱難、納悶，實屬正常。

然而，第八章〈團圓〉跟第一章〈橋〉一樣，在筆者看來是必須慢慢細味。不同的是，前者需要經過中間的歡欣、失落、期望、失望、離愁、別緒、幻得、幻失——就如人生一樣——才可以領會到作者的沉重筆跡。

人生，喜歡跟作者開玩笑——朋友死忌，恰巧是生日、結婚紀念。

作者，喜歡跟讀者開玩笑——團圓，在於離別；聚首，只在回憶。

不少人喜歡取笑大台的節目最後總是BBQ，筆者自己也曾經如此。現在看來，大團圓結局或許並非僅因無聊或懶惰，而是經歷世事變幻無常後的奢侈盼望。現實告訴我們，無數人的人生，沒有戲劇性的大團圓結局。

巴爾古提此前輕描淡寫地埋怨對家的墨水，在這章亦終於稍為著力的寫在紙上——猶太人奪走的，不僅是土地、生活、往昔、將來，甚至連巴人同胞的死亡故事，也被以色列政客們據為己有。人類史上的遷佔殖民主義，永遠是待人以嚴律己以寬。與此同時，他仍不忘提及己方不是，諸如那些早已殉難的人，因派系內鬥有如被再次屠殺。

究竟是誰偷走了巴勒斯坦人的溫良和善？親友的墓碑遍布列國，是甚麼把他帶到那裡？是甚麼使靈魂失去光彩？除了入侵者的子彈外，我們還有被甚麼所傷？當作者想將流離失望置放在括號之中，得來的卻又只是無盡逗號。

無論如何，對作者來說，最深刻的印記，仍是那為家人和朋友而活的哥哥。他的名字也有如命中註定，經已與自己的名字，在設計師的疏忽下，永在詩集封面相隨。

當下，巴爾古提的回家之路經已告終，然而，巴勒斯坦人的流離故事尚未完結，橄欖油與無花果樹依舊仍是記憶。若然人生需要歷練，才能得著智慧，還願巴人以至世上所有流離失所——不論是身是心——之人，都能得著憐憫安慰，也願公義和平日近，滾滾滔滔漫灌全地。

（筆者謹在此向讀書會眾人的豐富討論致謝）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一）—— 橋水依舊，人面全非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二）—— 往昔失去，將來被奪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三）—— 時空之中，友在擔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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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巴爾古提的《我看見了拉姆安拉》後，我們將會閱讀諾亞弗洛格（Noah Flug）及馬丁薛伯樂（Martin Schauble）共著的《認識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從古到今的紛爭》（Die Geschichte der Israelis und Palästinenser），嘗試從「另一邊」的角度認識以巴近代史。

首兩次舉辦日期是其後的兩個禮拜日（12月29日和1月5日），時間是下午兩點半，實體地點在新蒲崗，也歡迎網上參與，有興趣的朋友請 inbox 報名～

電子書連結：博客來、讀墨、亞馬遜、Kobo
香港公共圖書館有八本可借

感謝 一間 絮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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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勒斯坦基督徒薩利姆穆納耶（Salim Munayer）及彌賽亞猶太信徒麗莎洛登（Lisa Loden）合著的《（不）可能的復和——被仇恨蒙蔽，能看見曙光嗎？》（Through My Enemy’s Eyes: Envisioning Reconciliation in Israel-Palestine，2014年出版）中文版已由福音證主協會正式出版。

穆納耶的父母於英治巴勒斯坦時期在利達（Lydda）生活，1948年戰爭期間在教堂內避難未有逃走，其後獲得以色列公民身份，成為以國境內的小數民族成員之一。他亦是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轄下和平及復和網絡（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Network）中東及北非地區統籌員，曾在美國福樂神學院及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任教，並曾任伯利恆聖經學院教務長及仍然擔任教職。

麗莎於美國出生及成長，1974年與丈夫一同移居以色列國並創辦收聚之家（Beit Asaph）彌賽亞堂會。她亦是洛桑以巴復和倡議組織（Lausanne Initiative for Reconciliation in Israel-Palestine）聯合主席及以色列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 in Israel）的理事會成員。

兩人於90年代一同創辦了「穆沙拉霞」（Musalaha）以巴復和事工。

麗莎表示，雖然此書是多年前寫成，但對當下仍然重要及有意義。她指此書能讓大家認識如何同行，以及以巴生活的衝突背景，「隨著挑戰增加，我們的信也必須隨著所面對的挑戰一起成長」。

穆納耶指此書中文版推出之時正值21世紀最悲慘的災難之一。他表示此書能協助讀者理解當下的挑戰，並從中得知如何能參與締造和平及促進復和的工作，「基督呼召我們要愛神、愛鄰舍、愛敵人，而這本書會幫助你瞭解、祈禱、參與，特別是於這個世上最受困擾之地」。

麗莎亦強調，不論種族及背景，眾人都同屬於主，「所以我們需要用上帝的視角，因為上帝不會將我們看成彼此為仇，另一邊的人不是我的敵人」。

目前此書已可於網上訂購，據悉稍後亦會有電子書版本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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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

1976年，澳洲記者休斯（Richard Hughes）所著的香港故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修訂版出版。據休斯所說，書的名字是來自亞歐混血兒醫生兼作家韓素音（筆名）的一篇文章。然而，這句描述亦非韓素音自己所創，而是來自一位逃到香港的上海商人。

居無定所、活在時空中的巴爾古提，似乎無法對寄居之地、無法生根之處產生感情。他抱持的，是時空，是記憶。對他和許多失去家園、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來說，自己所處都是借來之地，而且造成這種流離狀態的，亦不僅是納克巴與納克沙。當埃及總統沙特與以色列總理貝京簽定大衛營協議，有關當局就旋即將作者這位「涉嫌滋事份子」驅逐出境。當日秘密警察擅自打開作者家中的電視機，觀看沙特在以色列國會的演說，就像以行動告訴他，這裡同樣不屬於你。一日之內，巴爾古提就被迫妻離子散，到兒子懂說話後首次見面時還叫他作「叔叔」。更為諷刺的是，當日「篤灰」的，原來是巴人作家組織內的同僚。

與此同時，我們又不住見到，巴爾古提的家人、友人、同胞是如何互相扶持，挺胸抬頭地做人：特意請假去接待作者的朋友、有人離世時各人千方百計為生者減輕傷痛、堅持做人要對得住天地良心的哥哥、秘密為傷者進行手術的醫生，還有那些婦女——成立機構協助同胞維持生計、嘗試救助年青人免被捉走而亂認是對方母親、匿藏被通緝者7年之久……

就如作者所言，人生會在我們學習智慧與哀愁的過程中，教曉我們一把梳有百樣齒，一樣米養百樣人的道理。也如作者的太太所說，哀愁之時，有朋友相伴，會令擔子輕省一點。

另一方面，巴爾古提的視野，也實在令人敬佩。當作者在拉姆安拉接受電台訪問，主持問他：巴勒斯坦人豈非與眾不同？他卻反問，「究竟與誰不同？與甚麼不同？」

在他看來：所有民族都熱愛自己的家園，所有民族都會在必要時為自己的家園而戰。為正義而倒下的烈士，比比皆是。監獄和拘留中心擠滿了第三世界的戰士，阿拉伯世界在其中更是禍首。巴人受苦、犧牲雖未見盡頭，卻也不比其他人好，也不比其他人差。巴勒斯坦很美，其它的地方同樣很美。不同之處，差別所在，就是人民與國家的關係，「如果是充滿剝削、賄賂、貪污的話，國家形象自當受損」。

很多時，人為了搏取同情，往往避重就輕，放大對方不是，輕描自己之錯，又或美化自己、醜化他人。更甚者，視己為宇宙中心，而他者則為無物。如巴爾古提般有此體會又有意識地書寫，實不常見。

或許，是一次又一次的被迫遠離，令作者深刻領會到生命豈會如此簡單的道理。當所居之處都是借來之物，它們亦已無奈地變得不再重要。剩下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年青時建立的關係、哀傷時建立的關係、患難時建立的關係、處身異地時建立的關係、為著同一目標而建立的關係，以及盛載這些關係的時空與記憶。

（筆者謹在此向讀書會眾人的豐富討論致謝）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一）—— 橋水依舊，人面全非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二）—— 往昔失去，將來被奪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四）—— 團圓離別，聚首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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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

走過約旦河後，巴爾古提沿著回家之路帶我們到他讀書成長的地方——拉姆安拉，和他的故鄉——戴爾格薩那（Deir Ghassanah）。

巴勒斯坦城鎮中最國際化、最年青的拉姆安拉，於16世紀由阿拉伯基督徒哈達甸家族（Hadadeens）建立。跟伯利恆一樣，她在納克巴後隨著穆斯林難民湧入，基督徒越見流散海外，此消彼長下人口結構逐漸改變。奧斯陸協議後，阿拉法特將巴勒斯坦政府總部設在這裡，由昔日英軍建造的「木卡塔瓦」（Mukataa，阿拉伯文總部之意），最後亦在那裡被長期軟禁後，與世長辭。

或許是年青、或許是巴人政府之所在、或許是外國使節及組織集中之地，拉姆安拉在巴人城市中可說是最具現代感的（也曾是巴勒斯坦地區唯一一個有滙豐分行及櫃員機的地方）。

多年前，筆者曾在此遇上一位被某巴人政要「請食檸檬」的美國記者。他在街上遊盪，似在為要如何交帳（稿）而躊躇，一臉茫然，恰似書中的巴爾古提。

一輪陌生過後，幾位友人——活生生的——在拉姆安拉似乎為作者帶來了些許安慰，以及種種回憶。與此同時，清早在窗外迎接的，卻仍是殖民區之景。當巴爾古提不斷回憶往事之際，現實就不住地提醒他今非昔比。

除了時間造成的分隔，作者本身獨立不群的性格也有分造成隔閡。不喜厭煩朋友的作者，也對兩肋插刀、不問緣由式的團結嗤之以鼻。他推卻過派系政黨的邀請，並從中領會到何謂「反轉豬肚就係屎」，且對所謂「政治」不以為然。對作者來說，政治就是早餐之事——誰在誰缺、早餐何為、閒話家常、杯多杯少。

從字裡行間，我們看到巴爾古提對巴人政客政團的不滿。然而，儘管昔日生活未算樂土，卻又總算是自己話事，不像此時不但寄人籬下，還要處處被欺壓限制。

當拉姆安拉尚算是現代城市，作者筆下的戴爾格薩那就是苟延殘喘的落後村落。

有讀書會朋友表示，對整條村落都是同姓感覺希奇。然而，走出一間，見到本區長者就稱呼鄧生鄧太，或許仍能估中一半有餘。有趣的是，在古舊如戴爾格薩那，這橄欖油與無花果之地，連每所屋子都有自己名字的地方，日後卻又能與拉姆安拉一同成為巴勒斯坦首個女性當選市長之地，不知巴爾古提又曾否想過？

可惜的是，戴爾格薩那對作者同樣是既熟識，又陌生。就連家中大院那棵無花果樹，亦已不復存在，只剩記憶之中。當作者要在村落廣場為鄉友朗頌詩歌時，他不禁問自己，面對如此陌生之地、陌生之人，還有甚麼可唱頌的？離家30年的，已感如此失聯。那些在外出生的兒兒女女，還會對這地有任何感情嗎？人們懷緬的，究竟是人、是物、是地、還是時光？

然而，佔領最令巴爾古提感到不滿的，不是失去了的往昔，而是被奪去的將來。

當你不知自己能在這裡逗留多久，你還會花心思去修葺牆垣嗎？當你明知自己在此地是無法久留，你還會花精神去從長計議嗎？

在這種種之間，巴爾古提的哥哥繼續如影隨形，與他結伴同行。而巴爾古提也有如他兄長化身，為他達成心願，了結心事。

儘管如此，作者在村落廣場的朗讀會上還是選了一首喜悅之詩作為結尾，免得大家哀傷過度。

會後，當他被村民問到回家後所見最美之事，巴爾古提又很快且真誠地回答：「你們的臉」。

人們懷緬的，究竟是甚麼？人們盼望的，究竟又是甚麼？

（筆者謹在此向讀書會眾人的豐富討論致謝）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一）——橋水依舊，人面全非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三）—— 時空之中，友在擔輕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四）—— 團圓離別，聚首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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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旭暉

最近在突破一間年青姊妹努力下，開始了有關以巴問題的讀書會。眾人投票過後，選了巴勒斯坦詩人巴爾古提（Mourid Barghouti，1944-2021）的《我看見了拉姆安拉》（I Saw Ramallah）作為首本共讀作品。

作者在首章〈橋〉中講述自己被迫離家30年後，首次重踏亞倫比／胡辛國王橋，走過約旦河回歸西岸家園時的千般感受。他帶著無數已故親友朋友——還有自己——的包袱，一天之行，一河之隔，背負的卻是幾十年的滄桑、記憶、希望、失望和生活。

〈橋〉的篇幅是九章中最長的，多的不僅是字數，更是當中涉及那千絲萬縷的支線。假若你對以巴及中東史有認識的話，會看到每一段甚至乎每句，背後所已承載的千言萬語，蘊含無數人的血淚和經歷。難怪薩伊德（Edward Said）也稱此書為「回顧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故事之最佳作品之一」。

作者在書中過橋之時是1996年，那時奧斯陸協議的墨水仍未乾透。1987年第一次起義爆發後，其時的以色列和美國政府有感需要認真處理巴人問題，提出了所謂的和平進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和以色列政府互相承認對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也是在此框架之下成立。不少在1967年六日戰爭「納克沙」（Naksa，挫敗之意）發生時身處海外，被拒回家的巴人，諸如巴爾古提和《巴勒斯坦回憶錄》作者阿瓦德（Alex Awad），也是在此期間被允准進境，重返已成別人家園的家園。

正步向花甲之年的巴爾古提渡河後，面對那位單獨站崗的猶太士兵，在簡陋的守衛室等候期間估量對方心裡所想：他正在「打份工」，還是高度戒備？他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人，還是來自北美或其它地方，抑或是在此地出生？他有殺害過我的同胞嗎？守衛室牆上掛著那幅馬薩達海報，是在宣示主權還就只是一張海報？充滿疑問困惑的作者，與對方手中實實在在的步槍形成強烈對比。

與此同時，亡者們帶著自己的故事逐一走進衛室：在作者幼時睡夢旁邊微聲頌禱的婆婆、溫文冷靜知足的父親、一生背負家庭重擔的哥哥、被以色列情報機關暗殺的作家兼政客朋友……他們有的來來回回，令到衛室仿似熱鬧，卻又同時孤寂一片。

除了無數人和事，從巴爾古提的描述也可側看巴人對「對方」的認知：以色列國國旗中的上下兩條藍線，究竟是代表以色列擴張主義中的東西邊界——尼羅河和幼法拉底河，還是仿照猶太教祈禱披肩塔利特（tallīth）的設計而已？無論如何，旗幟上的大衛之星，清楚地告訴巴人，這裡不屬於你。

讀書會中大家亦討論到阿拉伯人vs巴勒斯坦人這個充滿爭義性的問題。拒絕承認有巴勒斯坦人，將他們描繪成與周邊阿拉伯人一模一樣，從來都是錫安主義者的MO，因為這樣就可以把將他們趕到別處的行為更加合理化。如梅爾夫人（Golda Meir）的名句，「根本就沒有巴勒斯坦人」。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亦的而且確是阿拉伯人——他們說的是阿拉伯話，「亞拉」也同樣是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對造物主的稱謂。反過來說，假若有人認為當代香港人跟廣州人一模一樣的話，當中又是否過分簡化？

當巴爾古提身為異鄉人時那種被憎恨、被同情的感受，對曾經經歷或仍然流亡的人會否產生共鳴？當傳媒報導強調當下吸睛之事，忽略歷史或其他同樣遭遇患難的人，當中會否又有不公？

30年之隔，約旦河水依舊流逝，橋上的卻已人面全非。執筆之時，離作者渡河又快將30年，假若巴爾古提仍然在生，他會否再次渡河？看到如今境況，又會有何感受？在往後八章中，我們將繼續認識這一代巴人的故事。

（筆者謹在此向讀書會眾人的豐富討論致謝）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二）—— 往昔失去，將來被奪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三）—— 時空之中，友在擔輕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四）—— 團圓離別，聚首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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