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羅茲（Eyal Mayroz），悉尼大學和平及衝突研究系高級講師、前以色列國防軍反恐專家
加沙承受了20多月的毀滅性暴行後，以色列右翼政府追求的南轅北轍目標——「摧毀」哈馬斯和釋放以色列人質——令這沿海地帶變成一片廢墟。
至少有五萬四千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軍殺害，近兩百萬人被迫流離失所，許多人還在挨餓。這些暴行激起全球社會強烈的道德憤怒，令以色列國成為流氓國家。
與此同時，哈馬斯決意繼續控制加沙，甚至不惜犧牲無數無辜巴勒斯坦人的性命去換取自己延續下去。
雙方都被許多人指控犯了戰爭罪行、反人類罪，而以方更多被指控實施種族滅絕。
儘管結束戰事的障礙仍然難以克服，但某種令人不安的模式變得越來越明顯。
成功動員、維持並壯大反對以國行動之國際輿論的憤怒——對系統性不公的自然心理反應——同時也強化了許多猶太人心中早已存在的「圍城心態」（siege mentality）。
這種圍城心態可能會削弱以色列猶太公民對停火及「戰後」讓步的支持。
有毒的情緒雞尾酒
幾個主導社群塑造著衝突動態，各自受獨特的情緒反應所驅使。
對許多以色列猶太人而言，10月7日的屠殺加重了長期以來的受害感和不信任、對恐襲的恐懼、對生死存亡的看法、源於納粹大屠殺的代際創傷，以及最重要的——強烈的圍城心態。
這些情緒混集，變成憤怒、仇恨和強烈復仇慾望的毒藥。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以國對加沙的破壞延續了數十載的壓迫佔領、永無休止的侵權、羞辱和剝奪。如此種種加劇了無望、恐懼和被世人遺棄的感覺。
全球各地支持巴勒斯坦陣營的動力，來自對加沙暴行的道德憤怒，以及對受害者的同理心，以及對西方政府透過提供軍火給以色列國而成為殺戮共犯的內疚感。
同樣地，對全球各地的以色列支持者而言，憤怒及怨恨令他們感到被迫害，繼而導致受害者心態和被圍困的感覺。
雙方許多人都成為了這種道德憤怒的俘虜，抑制了對「他者」——那些我們認為對自己支持的一方施予不公之人——痛苦的憐憫。
對偏見和「遺漏內容」之怨
在衝突中選擇立場，幾乎無可避免地會影響我們在選擇、處理和評估新資訊時的偏見。
我們會搜尋能夠證實自己既有信念的內容，忽略那些與我們既有觀念相違的資訊。
這種習慣也加增了我們對遺漏對自己目標重要的事實之敏感度。
從危機開始初期，兩個陣營中都有聲音指責西方主流傳媒的報導偏袒「他者」。這些感覺令雙方的道德憤怒和不公之感火上加油。
親以陣營的憤怒，主要來自認為全球社會有意為哈馬斯卸責的陰謀論。
在這種觀點下，以方被孤立為加沙殺戮的唯一罪魁禍首。儘管事實上哈馬斯在10月7日發動暴行、利用加沙居民作為人盾，同時躲在隧道之中，並拒絕釋放所有以色列人質結束戰事。
另一方面，支持巴勒斯坦的憤怒集中在傳媒和西方政府「公然」遺漏了重要的歷史事實，而這些歷史事實可以解釋10月7日襲擊的來龍去脈。
其中包括：
- 1948年納克巴
- 以色列對西岸和加沙（將當地變成「露天監獄」）長達數十載的佔領
- 全球大多數國家對以色列國無止境地違反國際法和人權條約的行為沉默不語
因此，雙方都將重點放在「被遺漏」的事實，以支持自己的故事或目標。
以色列的圍城心態
許多以色列人仍然活在10月7日，又對以軍以自己名義每天在加沙造成的恐怖視若無睹。對他們來說，全球社會的憤怒強化了一直存在的強烈圍城心態。
這種心態因他們不願直接挑戰正冒生命危險的以色列士兵，以及其他「圍旗效應」（rally-around-the-flag effect）的影響而助長。而復仇慾望和將所有巴勒斯坦人——不論是否哈馬斯成員——非人化的強烈運動令這種心態更為強大。
伊朗及其代理人——真主黨、哈馬斯、伊斯蘭聖戰和胡塞——在以國周圍建立的所謂「火環」進一步令這種圍城心態擴張。他們宣稱的目標是要摧毀以色列國。
從2023年10月到2025年5月，筆者就以色列傳媒、政府聲明和英文流散猶太群體刊物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審閱了約五千篇文章和影像。
在研究中筆者發現強烈、一致地使用圍城心態語言的詞句，例如：
筆者對《耶路撒冷郵報》及《以色列時報》等以色列主要傳媒，以及美國、英國和澳洲的猶太刊物中六十五篇英文文章進行詳細分析後，發現幾乎每十次搜尋中就有九次出現圍城心態的語言。
重要的是，其中近半的情況是因應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論或倡議：針對以色列人或猶太人的校園抗議及行動、大學團體拒絕譴責10月7日，或外國政府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
自10月7日以來，襲擊猶太人和猶太設施的事件急劇增加，引發了全球反猶主義升溫的辯論。針對以色列在加沙行動的誠實批評與反猶言論如何區分，已甚具爭議，而以色列領袖利用反猶聲稱來駁斥有關批評也是如此。
向前邁進
從不公的稜鏡來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難之間的強烈不對稱早已顯而易見。但在以方殘暴回應10月7日後，這種不對稱變得更大。
以色列政府和哈馬斯對加沙暴行的罪責無可爭辯。然而，許多以色列猶太人也必須承擔部分責任——因為他們拒絕挺身而出，或積極支持極端政府的政策。
支持巴勒斯坦運動所推動的正義運動，經已為消除國際漠視和促使各國政府採取行動作出很大貢獻。與此同時，不願團結一致、更明確無誤地譴責哈馬斯的屠殺行為或許是個策略錯誤。
透過忽視或淡化哈馬斯以平民作為目標、挾持人質和性暴力事件的報導，少數非常大聲的倡議者，削弱了運動在某些他們最需要影響的受眾心中本應有的道德高地。而首先也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本身。
筆者的研究顯示，儘管建基於不公的憤怒可以有效地引起關注和參與，卻亦可能產生負面的副作用。其中之一，是大眾對加沙問題的辯論兩極化，進而導致以色列人的圍城心態變本加厲。
強烈批評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行為、著名猶太學者杭士基（Noam Chomsky），曾就為巴勒斯坦發聲的人表示：
當你採取某些策略時，必須撫心自問會對受害者造成的影響。你不能因為某種策略會令自己感覺良好就去做。
因此，問題在於如何利用道德憤怒的強大動員力，來達到正面目的——避免旁觀者對暴行冷漠——而不產生潛在負面後果——包括兩極化、更多暴行、助長圍城心態（如適用），以及令和談變得更難。
加沙和世界各地的兒童配得的聲援，是將他們的福祉放在首位，而不是發洩道德憤怒——即管那是多麼合理。
那麼，甚麼方法可以最有效地幫助苦難結束？
當務之急，解決方案主要落在以色列國身上，推而廣之，特朗普政府是唯一有足夠能力迫使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停止殺戮的國際成員。
除此之外，展望未來，建基於正義的行動應以普世道德原則作為基礎、承認所有無辜受害者，並努力締造氛圍，讓雙方社會都看到彼此人性。
原文以標題〈Global outrage over Gaza has reinforced a ‘siege mentality’ in Israel –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peace?〉刊載於《對話》網站之上
